一访斯大林 1950年1月10日,北京火车站,凛冽的寒风中,周恩来登上专列,开始了他建国后的第一次苏联之行,也是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兼外交部长的第一次出国访问。 周恩来此行,是奉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之命,前去参加同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有关中苏两国帮交事宜的商谈。 一个多月前,即1949年12月6日,周恩来在北京西直门火车站把毛泽东送上了开往莫斯科的专列。毛泽东首次去苏联访问,是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主要任务是:参加斯大林70寿辰庆祝活动;就两党两国之间所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商谈和签订两国之间的有关条约、协定等。 然而,当毛泽东与斯大林这两位伟人相见后,由于种种原因,两人的谈话不是那么十分投机和融洽。 斯大林再三问毛泽东有些什么想法和愿望,毛泽东只是淡淡表示:他此次来苏联,一是为祝贺斯大林70寿辰,二是看一看苏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看一看。 有关两国之间签订条约、协定以及希望苏联“老大哥”的某些援助的话,毛泽东没说。他认为要斯大林主动提出来,才显得有诚意。 后来,我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到苏联外交部点破了这个问题,说毛泽东主席到莫斯科有一段时间了,是不是考虑中苏之间签个文件。 斯大林立即答应了。并建议:“就由我和毛泽东签字。” 毛泽东却提出:“我想叫周恩来总理来一趟。” 毛泽东叫周恩来去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毛泽东深知在与外国人谈判打交道方面,周恩来比他更在行;二是毛泽东认为,你斯大林是部长会议主席(相当于总理),我毛泽东又非总理,对不上口径,如果要签订文件,就要把周恩来找来。 斯大林没能猜透毛泽东的意图。他反问道:“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要完成什么事情,为什么还叫他(周恩来)来?他来干什么?” 毛泽东没有回答斯大林的问话。 两位伟人各自按着自己的方向思考自己的事情。会谈遇到了难题。 斯大林忧心忡忡,毛泽东颇有些怨气。 最终,还是斯大林让步了,同意周恩来来莫斯科。 1月2日晚,毛泽东高兴地致电中共中央:“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 周恩来接到电报后,经过短短的几天准备,立即启程。考虑到谈判的内容,周恩来还特意挑选了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中央贸易部部长叶季壮等人随行。 1月20日,周恩来一行到达莫斯科。之前,周恩来在火车上与毛泽东通了电话。毛泽东把自己的活动、愿望及将要签订的条约内容都讲了,也征求了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心中有了底,故一到莫斯科就立即投入工作。 1月22日,毛泽东、周恩来与斯大林举行会谈。李富春、王稼祥及苏联有关方面人员也参加。 毛泽东先发言。他说:中苏两国的合作关系应在新的情况下以条约形式固定下来。条约内容应是密切两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的合作,以共同制止日本帝国主义再起及日本或其他国家的侵略。 斯大林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他谈了签订条约问题,即同盟条约问题,中长铁路问题,旅大问题,贸易及贸易协定问题。 起初的谈判气氛还是轻松和谐的。但是,随着会谈的深入,气氛就有点紧张和不愉快了。谈到东北问题时,斯大林突然提出:要中国承担义务,除苏联人外,不许第三国公民进入和居留于中国东北地区和新疆地区。 斯大林提出这个问题,不论其动机如何,是干涉了中国的内政。谈判气氛骤然紧张。 周恩来当即反问道:“东北住有很多朝鲜族的居民,还有蒙古人,这算不算是第三国居民?” 斯大林对这一机智的反问一时目瞪口呆。他算是第一次领教了周恩来的锋芒。 苏联方面赶紧解释,说他们的本意是禁止美、日、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的人进入东北活动。 在中国聘请苏联专家问题上,斯大林提出了一些苛刻的条件,这些条件既不符合中苏友好原则,又带有明显的不平等性质。在其他一些问题上,斯大林也都表现出强烈的大国沙文主义精神。 毛泽东、周恩来对斯大林的这些做法很不高兴。 以后的谈判,气氛时紧时松。 在协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周恩来说:“‘友好同盟’的具体内容自然就包括互助合作在内了,而后者也应该是条约的具体内容。” 苏联方面对周恩来的这种解释很感兴趣,斯大林也同意了周恩来的意见。 因此,苏联方面按周恩来的意思写了一个草案给中方看。 周恩来看后,说:“不对,我说得很多,内容没有全包括进去,要修改。” 周恩来还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说:“我们自己重搞一个吧。” 周恩来花了整整两天多时间重拟了条约文本,由中方译成俄文后交给苏方修改。 这次,斯大林对周恩来草拟的条约文本表示满意,没有作多少改动。他们也未料到中方会提出内容这么充实的条约。 斯大林这时才稍稍明白了毛泽东为什么要坚持把周恩来叫到莫斯科来的缘由。 一次,斯大林从克里姆林宫打电话给毛泽东,问毛泽东还有些什么考虑、愿望和要求,双方还应该做些什么?电话由师哲在一旁翻译。 毛泽东回答说:“周恩来今天已进城去了,正在克林姆林宫商谈嘛。” 斯大林说:“我想征求你的意见,看你是否还有什么新的意见或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