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多年来，史学界以确凿的史实为依据，彻底否定了王明、康生诬蔑陈独秀为汉奸的说法，有关陈独秀是一位坚决主张抗日救国的爱国者的历史面目，也已为大量确凿的史实所证实。但是，对于陈独秀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政见，史学界除了肯定其主张抗日救国之外，似乎再也找不出什么可肯定的了。对于陈独秀鼓吹发展资本主义、连篇累牍地谈论民主问题，尤其是批评斯大林的言论，基本上都是被否定的。笔者认为，对于陈独秀这期间的某些政见，值得进一步讨论，提出粗浅看法，请大家指教。 是否走的是逆历史潮流之路 综观近年来研究陈独秀在抗日战争时的政见的论著，可看出陈独秀政治思想的复杂性、多面性。他既背离了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也背离了托洛茨基主义；既与中国共产党有某些根本意见分歧，又与中国托派展开论战；既认为国民党是抗战的领导力量，又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统治；既认为英美是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民主势力的代表，又认为英美的帝国主义政策是压迫落后民族的；既拥护国共合作，反对国民党的反共政策，又对共产党的某些方针、政策表示不满；既同情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又认为苏联的政治制度是违背了社会主义原则的独裁专制，认为斯大林是违反无产阶级利益的独裁者。 陈独秀的这些复杂的政治态度和政治思想，构成了他在这一阶段，属于一位民主主义者、爱国主义者。然而，史学界研究陈独秀在这期间的政治思想的论著中，往往仍以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准要求他，从而痛斥他为“背离革命的逃兵和叛徒”，得出了陈晚年走的是“逆历史潮流之路”的论断。①笔者认为如此评价陈在抗战时期的政见，有失偏颇。 陈独秀既然早已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也就无必要仍以中共党员的政治思想标准来要求他。应当允许他在政治思想上与中国共产党人有差别。也不必因陈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总书记，在其被开除出党后，仍以中共党员干部的标准衡量他。 有人认为抗日战争领导权问题，是判断陈独秀政见是非的关键问题，陈不承认中共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反而认为国民党对抗日战争拥有领导权，这是叛逆之表现。其实，陈把领导权视为一种权力。当大部分地盘和大部分中国军队掌握在国民党手中的情况下，他很难理解中共对抗战能够实现领导权。他不懂得中共通过路线、方针、政策、理论，引导抗战的正确方向，从而领导抗战。当时爱国民主人士中有不少人未能认识到中共对抗战的领导权问题，不足为怪。然而当时被称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斯大林，只看到国民党的力量暂时大于共产党，始终不承认中共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这是为大量确凿的史实所证实的问题。学者们未用领导权问题作为政治思想标准去要求斯大林，却以这一标准要求早已被开除出共产党的陈独秀，岂不是弄错了标准与对象。 陈独秀在抗日时期，虽然对中共的某些理论、方针、政策误解而持反对意见，但是在抗日救国的大目标上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上，与中共基本一致。他提出的十条抗日救国纲领中的第二条为“在野各党派及一般人民都应有政治的自由，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不自由的奴隶，很少有为国家民族利益而奋斗的自动性。”②这就反映了人民大众的普遍要求，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要害问题，也是与国民党的专制独裁政策相对抗的。其第五条为“强迫富人购认救国公债，征收财产累进税和加重因战争事营业所得税，不把战费加在工人贫农及小商人小职员身上。”③第六条为“解除人民痛苦，如：‘减少工人工作时间，解决贫农耕地问题，限制高租高利，废除苛捐杂税和保甲制度，停止征工拉夫等，以提高民众抗战的热情和力量。”④这两条反映出陈独秀同情劳苦民众，也认识到保障广大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对抗战的重要意义。其第七条为“恢复由各业群众选举自己的工会，学生会，商民协会，农民协会。”⑤其第九条为“武装人民，尤其要武装工农民众，以肃清汉奸，巩固后方。组织训练前线失业工人的特殊军队，加入作战。”反映出陈主张发动广大民众，尤其是发动工农民众、武装工农民众，这又是抗战中带有根本性的问题。陈的这十条抗日救国纲领，虽然与中共的《十大救国纲领》⑥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但却是符合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精神的。 笔者认为，抗日战争时期，“顺”或是“逆”历史潮流的标准应当是主张抗日，还是主张投降日本侵略者的问题。凡是抗日者，都是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一员，总体上属于顺历史潮流而动的。当时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容纳各种赞成抗日的政派，各界人士，以至抗日的地主阶级、英美派大资产阶级。许多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爱国华侨、宗教界人士，他们未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对中共的抗日游击战的战略地位，也大都不甚理解，也不一定与中共的新民主主义方针政策保持一致，但是只要他们主张抗日救国，反对日本侵略者及汉奸，都是中共联合的对象，都不能列入“逆历史潮流”的范畴。如果都以中共党员的标准来要求之，都以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方针来衡量其政治思想，其中多不能达标。陈独秀的政治思想也是不能达标者之一。 正如对于许多主张抗日救国的宗教界人士，允许他们爱国爱教，不必要求他们放弃唯心主义，一律达到唯物主义标准一样，对于许多爱国的民主主义者，也要允许其在政治思想上与共产党人的差别。同样，早已被开除出共产党的陈独秀，早已从一位被称之为“不好的马克思主义者”，退到了爱国的民主主义者的行列，在研究其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时，批评他在政治认识上未能和共产党人保持一致，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似乎是过高的要求了。笔者认为，把陈独秀在抗日时期的政见，放在爱国的民主人士的政见的基点上，来评价其对于抗日救国、对于民主运动、对于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的价值，比较合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