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案件进行审判，日军暴行的真相逐步为日本公众所了解。但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长，对侵略战争的积极评价又沉渣泛起。七十年代以后，翻案风愈演愈烈，其中之一就是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血的事实。从八十年代起，日本几个政要公然出面来否定这一历史事实，遭到强烈谴责，被迫下台。与此同时，证明南京大屠杀的资料不断发现，“虚构”论越来越站不住脚了。于是“微不足道”论代之而起，说不过是“偶发的小事情”，以此来达到否定这一事件的目的。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战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及其影响远未受到彻底的批判和肃清，和随着日本成为超级经济强国，强烈的民族主义有所抬头。 192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在卢沟桥挑起战火，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在侵占了北平和天津以后，8月13日，又向上海发动进攻。15日，任命松井石根大将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在上海登陆。中国军队英勇奋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11月5日，日本派柳川平助中将率第十军在杭州湾登陆，与上海派遣军一起组成华中方面军，由松井石根任司令官。11月中旬，又派中岛今朝吾中将率第十六师团，在长江的白茆江（常熟东）登陆，迂回中国军。11月12日，中国军不得不全面西撤，日军疯狂追击。12月1日，日本大本营发出了进攻南京的命令，同时任命朝香宫鸠彦王中将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专任方面军司令。南京守军激烈抵抗日军的进攻，到12月13日，终于被日军攻陷。日军在南京对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及从外地逃来的难民大肆屠杀、奸淫、掠夺，并放火焚烧，南京城三分之一化为灰烬。 最初的报道 南京是当时中国的首都，有很多外国驻华使领馆和新闻报道人员。南京陷落前一天，为了避开战火，他们很多人趁美国炮舰巴纳号离开了南京。但日军侵占南京时，仍有《纽约时报》记者都亭(F.Tillman Durdin)，《芝加哥每日新闻》的斯蒂尔(Archibld T.Steele)，路透社的史密斯(L.C.Smith)，美联社的麦克丹尼尔(Cyates Mcdaniel)四位记者和派拉蒙新闻影片公司的摄影师孟根(Arthur Mencken)留在南京，目睹了日军暴行。日军禁止他们拍发电报，竭力阻止暴行消息的外泄，但他们离开南京后，立即把日军暴行的情况向世界作了报道。如12月17日都亭在上海拍发消息《俘虏全遭杀害，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扩大，一般市民亦遭屠戮，美国大使馆遭袭击……》，第二天刊登在《纽约时报》上。12月22日，他又在上海撰写长篇报道，航空寄往纽约，标题是《南京侵略军枪杀2万人，日军集体屠杀，包括一般市民，死者三万三千人，征服者放荡无羁，为所欲为，暴行种下了根深蒂固的憎恨》，翌年1月9日刊登在《纽约时报》上。12月24日的《纽约时报》，还刊登了题为《美国传教士笔下的南京恐怖统治》的报道。还有12月15日斯蒂尔在南京拍发（迟发）的消息《日军在南京的屠杀、掠夺》。12月19日《纽约时报》上海特派员阿本德拍发的消息《日军杀害俘虏、老百姓和妇女儿童》等等。这几位记者是12月15日离开南京的，没有看到日军暴行的全过程，但他们所目睹的最初几天的情况，就已经是十分骇人听闻的了，都亭形容说：“好象是遥远的过去野蛮时代发生的事情那样。”① 那么，有没有看到全过程的外国人呢？有，在日军暴行期间，始终留在南京的外国人，有美国圣公会牧师马吉（F.G.Magee，回国后任耶鲁大学驻校牧师），金陵大学历史学教授贝茨（M.S.Bates，后任副校长，回国后任纽约联合神学院教授）、社会学教授史密斯(L.C.Smythe)，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费吴生(Gorge A.Fitcher)，德国西门子洋行经理雷伯(Jahn H.Rabe)等。他们在南京组织了国际委员会，成立了难民区，以便在最危急的时候，使未及撤离的难民可以有一个躲避的处所。他们在整个日军暴行期间，把自己亲眼目睹的日军暴行记录下来，向日军当局和日本领事馆提出了抗议。这些记录、抗议以及他们给在上海的家属和朋友叙述日军暴行的书信，1938年3月由英国《曼彻斯特导报》特派员田伯烈(H.J.Timperley)编辑成书，题为《战争意味着什么——日本军在中国的暴行》(What war Means:The Japanese Terror in China)，在伦敦和纽约出版，还出了加尔各答版。中国也于同年7月以《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的书名出了中译本，日文译本也于同年在中国出版。田伯烈的书不仅收录了南京的情况，而且收录了战争初期外国人在中国各个城市所看到的情况。郭沫若在为该书中译本写的序言中写道：这些记录是“国际友人冒着莫大的危险与艰难”，为我们留下的“血肉长城的一部分写照”，“这样公平客观的写照，在我们自己是很难做到的”②。该书并不是一本单纯反日宣传的书，这从田伯烈自己写的序言中可以看出来，他写道：“本书的目标决非挑拨对于日本人民的仇视”，而是“以日军如何对待中国市民的事实，向全世界公布，力求真确，不存偏见，使读者明白认识战争的狰狞面目，并剥夺战争的虚伪魔力”。③ 日本国内严密封锁消息 到1938年1至2月，外国记者关于日军南京暴行的报道传遍了全世界，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日本政府、军部和新闻报道的有关人员，当然也是知道这一事实的。如1938年4月，田伯烈就把自己编写发行《日本军在中国的暴行》一书告诉了日本同盟通信社上海分社社长松本重浩，因为，田伯烈说：“在人道的事业上，我和他们接触已不止一次，他们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下，仍然给我以同情的合作与友谊”④。对此，松本说：“我认为南京的暴行、屠杀实在是可耻的事……对中国人，而且对人类，我们日本人要深深地谢罪……还应该将你的书作为我们反省的精神食粮”。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