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发生后的第二个月，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号（1919年7月20日）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引起了一些赞同、补充和不同的意见。这就是后人所谓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了。 其实，当时参与讨论的也不过是李大钊、蓝志先二人，胡适本人以后也只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二文。前后时间仅为一个多月。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我们后人并没有认认真真地去查阅当时的有关文章与资料。 一、胡适对安福派、王揖唐的发难 1919年6月27日，胡适在《每周评论》第28号上发表《欢迎我们的兄弟——〈星期评论〉》一文。胡适对于当时的舆论界发表评论，认为存在的“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胡适猛烈抨击了“那些提倡尊孔祀天的人”、“那些迷信军国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人”，“是不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的。胡适强调，“舆论家”第一天职就是要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胡适认为，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只是这种考察的工具”。 从表面上看，胡适的这些议论似乎只是泛论，也看不出究竟针对着什么。我们只是能察觉到胡适希望理论家（舆论家）少做纸上谈兵，还是多关心、认真研究中国社会的实际。 到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中，胡适开头就引述了《欢迎我们的兄弟——〈星期评论〉》中的议论，并认为，“我这种议论，有许多人一定不愿意听”。 胡适接着又谈到，前几天北京公言报、新民国报、新民报（皆安福部的报）和日本文的新支那报，都极力恭维安福部首领王揖唐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并且恭维安福部设立民生主义研究会的办法。随即，社会上有许多人嘲笑这种假充时髦的行为。由此，胡适发生一种感想：“安福部也来高谈民生主义，这不是给我们这班新舆论家作一种教训吗？” 这里有必要先弄清安福部、王揖唐以及民生主义。 安福部，又称安福派、安福系，为北洋皖系军阀操纵的政客集团。1916年，袁世凯死后，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任国务总理，控制了北京政府。1918年，皖系政客徐树铮、王揖唐等人在北京安福胡同成立俱乐部，贿买选票，包办选举，成立“国会”。当时，就称该集团为“安福系”或“安福派”，该“国会”为“安福国会”。1920年，皖系军阀在直皖战争中失败，“安福国会”随之解散。1924年，安福系又拥立段祺瑞为临时政府执政。1926年，段祺瑞垮台后，安福会也随之最终瓦解。 王揖唐，早年在日本学习军事。回国后曾任北洋军阀政府内务总长、安福国会众议院议长、北方议和总代表，为安福系首领之一。抗战开始后，王揖唐投敌成为汉奸，曾任华北临时政府内政部总长、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等伪职。抗战胜利后，作为汉奸头目要员，王揖唐被捕伏法。 民生主义，本来是三民主义的组成部分。孙中山提出过关于民生问题的学说和纲领。他说：“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故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孙中山选集》下卷，第765页） 问题再清楚不过了：胡适感到惊讶与不解的，是因为反动人物王揖唐也来“高谈民生主义”了！ 胡适由此认为，有“三层”教训。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种主义来欺人了。 胡适从这三条教训得出一个结论：凡“主义”都是应时势而起的。某种社会到了某时代，受了某种影响，呈现某种不满意的现状。于是有一些有心人观察这种现象，想出某种救济的法子。这是“主义”的源起。 胡适又分析、考察了“主义”的发展过程：主义初起时，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使用一两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他做“某某主义”。 胡适又进一步分析说：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的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因为世间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人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 那么，是不是胡适反对任何一种主义，或者说，他尤为反对的是马克思主义呢？ 有意思的是，胡适恰恰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作了辩护、作了肯定： 比如“社会主义”一个名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社会主义不同，决不是一个抽象名词所能包括。你谈你的社会主义，我谈我的社会主义，王揖唐又谈他的社会主义，同用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开七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显然，对王揖唐的社会主义，胡适嗤之以鼻；同时，他也看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完全不同于王揖唐的社会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