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6月6日，由北京市史学会和国家教委社科中心举办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刘大年、戴逸、金冲及、胡绳武、沙健孙、丁守和、张海鹏、李文海、彭明、吴承明、汪敬虞、耿云志、杨天石、梁柱、龚书铎等来自北京各高校、研究所和新闻单位的专家学者共50余人参加了会议。到会同志按照双百方针的精神，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了研讨。 一、历史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与会同志一致认为，历史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戴逸指出，马克思主义是迄今为止最科学、最完善的理论，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历史，才能够把握本质、明辨是非。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是历史学能否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当前应加强理论学习，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刘大年认为，要科学地研究历史、要有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因为只有它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统一，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是历史发展的火车头，阶级斗争学说等，才能最清楚、最全面地解释历史。吴承明认为，无论是黑格尔的哲学还是汤因比的文化史观，都有值得借鉴的地方，但就历史观而言，二者均没有超过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李文海认为，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人未必能够把握住历史的真实，但不用马克思主义的人则绝对把握不住历史的真实。 与会同志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并不是要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戴逸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开放的、前进的理论，它可以吸收一切先进的文明成果，并通过研究新问题、产生新理论来不断地丰富、发展自己，教条化是与马克思主义相违背的。刘大年认为，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而不是采取教条式的、武断的做法，历史研究应该提倡百家争鸣。耿云志认为，不能把研究中出现的本应由研究者负责的偏差归咎于马克思主义。他主张对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虚心地学习、审慎地运用。梁柱认为，提倡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并不等于要搞教条化，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从历史事实出发并不矛盾，相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可以使我们更准确地分析和认识事物的本质。现在有人名为从事实出发，实际是以割裂、孤立的事实来论证自己的怪论。梁柱主张，一方面要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态度，另一方面也不要怕因坚持马克思主义而被某些人扣上教条化的帽子。 对于当前史学研究中淡化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及其影响，与会同志表示了极大的关注。李文海指出：有些人不再相信马克思主义能够指导研究，有学者还公开声称：“现在还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未免显得很可笑。”龚书铎列举了一些当前分歧较大的观点，如西方殖民主义有助于中国的进步，反抗斗争不仅没有必要，反而使中国更加沦落：革命不如改良：从经济、政治研究历史是浅层次的，只有用文化解释爱代史才是深层次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已经过时，应该回到“陈寅恪模式”。他认为对这些观点应该深入研讨，并从历史观、方法论的角度予以回答。金冲及认为，对待历史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以真正科学的态度描绘出历史的真实；另一种是编造历史以达到某种目的。他认为，诸如此类问题还有很多，要根本解决就必须从历史观和方法论入手。梁柱认为，诸如侵略有功、殖民有益的怪论，亵渎了民族的尊严和感情，已经不是学术问题了。他还对当前一些人在抗战史研究中极力抬高国民党、贬低共产党的做法进行了分析和批评。他认为，有些人意识到只有动摇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才能动摇它的现实。他提请大家注意史学领域中的意识形态问题。他指出，当前之所以怪论叠出，就是因为对坚持马克思主义重视不够，所以应旗帜鲜明地提倡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历史研究。丁守和也对现在讲马克思主义的人越来越少表示了忧虑。他认为不仅应该号召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更应该真正将其贯彻到史学研究中去。 二、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问题 与会同志认为，许多观点之所以引起很大争议，是因为人们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问题的认识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又是由不同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所决定的。 刘大年指出：研究中国近代史必须明确三个问题：首先，近代中国的基本问题是争取民族独立、实现近代化；其次，依靠谁来解决民族独立和近代化问题，谁是前进的障碍，谁推动了中国的进步；最后，以什么手段来解决近代的基本问题，是维持旧秩序，还是靠改良、革命。他认为对以上三个问题，用不同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去分析，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如一些西方学者就认为近代中国没有独立问题，只需接受西方先进文化即可。 沙健孙把近代中国人民的奋斗目标概括为独立、统一、民主、繁荣。中国走什么道路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则是近代史研究者必须首先搞清楚的问题。他指出，经过长期实践，人民做出了选择。新中国的诞生使人民的目标得到部分实现，并使其全部实现成为可能。 现在有人提出，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提法是个失误，应予以否定，并在此基础上重新构建近代史的理论体系。张海鹏认为，这类观点有蔓延的趋势，对此应加以研究和澄清。他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努力才认识到这一点。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以此为根据和出发点的。否定了这一理论，也就否定了革命的依据和建国的根基。 当前一种观点认为：历史研究应超越感情的局限，应该肯定殖民主义的进步作用——为东方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唯一的机会。对此，李文海指出：人都是有感情的，史学工作者亦不例外。批评殖民主义和反对批评殖民主义，只是表现出不同的感情而已。现在有一种倾向，即夸大殖民主义传播文明的作用，贬损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他认为，就方法论而言，有人在研究历史时把近代中国的基本问题抽象化，如脱离国家独立和民主两大问题，孤立地谈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近代化问题。实际上，近代化发展到一定时候，就需要有相应的政治前提作保障。否则，办几家工厂也只能使中国在量的范围内前进，并不能真正完成近代化。现在有些人避开反帝反封建不谈，只要发展经济就给予肯定。如果以此为标准，那么历史上所有的统治者都应该得到表扬。杨天石也认为，中国近代的任务不仅是经济现代化问题，首先要解决的还是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有人之所以认为没有必要发动辛亥革命，就在于他们只看到中国要解决经济发展问题，而忽视了独立与民主这两大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