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攘外必先安内”是“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处理内政外交的基本国策。由于这一政策带有鲜明的阶级性,因而海峡两岸的学者始终对其予以不同的评价。近些年来,随着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深入及两岸学术交流的扩大,在良好的学术气氛中,两岸史学界对这一政策分别进行了更为全面、实际的研究和评价。在台湾学术界的一些文章中,也并非像过去那样持一味赞美的观点,而建议对这一“谋国”手段是否合宜有效进行评估检讨;大陆学术界也不再将这一政策简单地归为投降战略,解释为根本不抵抗或绝不抵抗政策,而是更为具体地列举大量资料对在这一政策指导下,国民政府的抗日思想、行动及后果给予全面、深入的评价。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本文现将近几年来有关这一问题研究、讨论的主要情况介绍如下。 一、“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是何时提出的 一种看法认为,蒋介石明确地公开提出“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前。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在南昌发出《告全国同胞书》,提出:“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故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①。这是“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第一次被正式提出。 另一种看法认为,蒋介石的这一政策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才提出的。“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加之国民党内部各派系之间的分裂、斗争,使蒋介石不得不提出“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作为他处理对外对内关系的准则②。1931年11月30日,蒋介石在顾维钧就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宣誓就职大会上,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③从而正式提出了这一政策。 认为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才提出或宣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主要根据,是蒋介石50年代在《苏俄在中国》一书的第一编第三章第四节中写到:“……我乃于淞沪停战之后,宣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这样写的原因,第一,是强调了“剿共”、反共;第二,1931年7月提出的“安内攘外”政策并未成为国民党的基本国策。因为“九·一八”事变后,在全国抗日浪潮的冲击和国民党内部反蒋派的进逼下,蒋介石辞职下野,他的“安内攘外”政策并未得到实际执行。1932年《上海停战协定》签订,中日矛盾暂时得到缓和,蒋介石立即重提“安内攘外”政策,并使它上升为国民党的基本国策。 对“安内攘外”政策提出时间有不同看法的另一原因是,1931年7月蒋介石所提是“攘外应先安内”,而到1931年11月30日,蒋介石在演讲中第一次把“攘外应先安内”改为“攘外必先安内”。一字之差,实际上是对“安内”作了进一步强调。由此可见,认为“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才提出“安内攘外”的观点,主要是指这一政策成为国民党的基本国策并得到切实的贯彻实行而言的,而这一政策的最初提出,还是在1931年7月。 二、如何评价“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近些年来,史学界从不同角度对这一政策作出了解释与评价。现分别介绍如下: 1.“攘外必先安内”与民族统一问题 在如何评价“安内攘外”政策问题上,争论的焦点之一,是这一政策与民族统一的关系。对此,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是采取肯定的态度。认为“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遇到近代以来最严重的民族危机,与抗日救亡斗争相关,中国面临着争取国内统一的迫切任务,这是发动全面抗战的必要前提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即时抗战”论者把对日宣战当作实现国内统一的手段,他们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主张立即对日宣战,以“借对外的机会来解决内政问题”;中国共产党此时也提出了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全国性的苏维埃政权的方针。这些主张是与“九·一八”后和平、民主、统一的社会政治潮流不相适应的,因此未能取得社会各界多数人的赞同。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必须首先实现国内统一,才有可能发动对日抗战。所以,如果单就统一与抗战的相互关系而言,国民党、蒋介石将安内(统一)视为攘外(抗日)的首要前提,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与中国社会各界绝大多数看法也是相似的④。 与此针锋相对的观点则认为,上述“统一是抗日前提条件”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九·一八”事变后,要作到全民族一致抗日,只有处于执政地位的国民党停止“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毛泽东早就批驳过“统一是抗日前提条件”的错误观点,指出:“现在最严重的问题是一些人还在那里继续进行他们个人的武力统一中国的计划”,深刻地揭露了蒋介石借统一之名,行专制独裁之实的阴谋。周恩来也曾明确指出:“攘外必先安内”实际上就是内战的方针。历史表明,蒋介石在政治上用以打击共产党的主要武器,就是“统一”这个口号。他企图用“统一”的名义,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武装力量⑤。 相同的观点进一步指出,蒋介石竭力强调统一,强调作为中国军队的统帅,他之所在便是政府之所在,抗战中心之所在。这样,就自然地把自己封为中国抗日的当然领袖,其最终的结论也就是要求全国民众统一在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意志之下,先集中力量去消灭共产党和地方军阀势力,而后再去抗日。在此之前,中国的对日战略也只能以忍让妥协、屈辱求全为指导。蒋介石所急于说明的是,他所指出的路便是中国走向抗日成功的唯一途径,为了安定后方必须“剿共”,为了集中力量必须镇压异己⑥。 问题很清楚,如果仅就抗日需要集中国力而言,国民党标榜“统一”无可非议。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究竟是统一在民主的基础上,国共合作抗日,还是统一在专制的基础上,让国民党消灭共产党?显然,当时蒋介石主张的是后者。这种“统一”是共产党决不可能赞成、允许的。回顾历史,共产党并不反对真正的国家统一,并一贯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和平、民主、抗战,这是和蒋介石的主张完全不同性质的两类国家统一观,真正代表着广大中国人民的民族利益。因此,认为“安内攘外”符合当时中国实际、符合人民意愿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