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抗日时期国共两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从其发展变化过程看，中共的知识分子政策具有转变的坚定性以及内容的理论性和战略性特征。国民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具有两重性、曲折性、策略性和散乱性的特征。但二者在抗日内容上也有许多共识。其异同的原因在于中日民族矛盾的激化和阶级矛盾的客观存在；在于国共两党的抗日目标相同，但抗日的政治路线不同；在于两党的人才观不同。 抗日时期国共两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当时各自总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它对于中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发生了重要的作用。本文拟比较国共两党关于抗日时期知识分子政策的异同，同时对其形成的原因加以探讨。 一、中共知识分子政策的转变及其发展 1840年以来，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知识分子具有特殊的社会地位和作用。因为这个群体的大多数是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具有“很大的革命性。”①又由于他们具有科学知识，富于政治敏感，和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因而“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最先觉悟的成分”②，“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③可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一个时期内，由于中共党内“左”倾错误的干扰，使原来已有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方针政策被否定。一时间“唯成份论”盛行。这种状况，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遵义会议的召开为中共知识分子政策的转变提供了前提条件。中共中央在纠正党内“左”倾错误的过程中，也将批判和纠正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倾错误列为一项重要内容，从而使中共对知识分子政策开始转变。这个转变，即是中共在中华民族危机严峻的形势下，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历史性变化。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在这里，中共提出愿意与各团体中的名流学者“商讨成立国防政府”，并号召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实行“有力的出力，有专门技能的供献专门技能”④。12月25日，瓦窑堡会议通过的决议更为深刻地指出：“一切同情于反日反卖国贼的知识分子”，不问其过去如何，“都能享受苏维埃政府的优待”；“一切受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国民党政府所驱逐轻视与虐待的知识分子”，“都可到苏区来”；“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不问其出身如何，“苏维埃政府给予选举权和被选举权。”⑤以上“三个一切”的决议，是中共对自己过去在知识分子政策存在的偏差中的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是对当时中国社会及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客观实际情况的正确认识，即将争取广大知识分子同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驱逐出中国的根本任务结合起来。以此为标志，中共对知识分子政策开始实现历史性的转变。 转变后的中共知识分子政策，依其演进特点，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决定的通过为界，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前期（1935年12月——1939年12月），中共继续解放思想，为进一步肃清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的影响，团结更多的知识分子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陆续制定了一系列符合民族斗争实际的抗日知识分子政策。它集中体现在这一时期的中共中央文件和中共领导人的讲话及书信中。其主要内容是： 第一，注重知识界著名人士的统战工作，并以此带动整个知识分子群在抗日旗帜之下团结起来。中共的领袖们亲自做国内知识界的著名人士的工作。毛泽东先后致信全国著名的律师沈钧儒、银行家和经济理论家章乃器、新闻出版家邹韬奋、教育家蔡元培和陶行知、教授许德珩等，对他们的抗日救国言论表示热烈欢迎，对他们的抗日救国的英勇行动表示坚决支持，并希望他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周恩来也致信著名的教育家张伯苓、学者胡适等借以争取。中共对知识界著名人士的热情关注和正确的政策，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尤其是为抗日文化统一战线的建立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二，作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战略决策。中共通过对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先锋与桥梁作用的再认识，全面分析抗战爆发后的客观实际，果断地作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战略决定，强调“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⑥；并向全党一再指出“大量吸收”的紧迫性和严峻性。认为各方面都在抢知识分子，“抢得慢就没有了”⑦。如何才能抢到手呢？显然是只有实行正确的政策和措施。 第三，使解放区建设成为吸收、培养和锻炼知识分子的战略基地。要“大量吸收”，必须在各个解放区创造良好的环境。这个环境主要是政治环境、文化环境和必要的物质环境。具体说，在政治上，彻底抛弃“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的影响，对一切同情于抗日的知识分子予以充分信任。在文化上，中共把文教与战争、生产一起列为三大任务，为知识分子提供施展才能的机会。在物质上，中共明确提出对知识分子要尽可能地给予优待，同时用一切办法保障知识分子工作所需的必要条件。在创造良好环境的基础上，把知识分子培养和锻炼成为救国与建国的人才。争取知识分子的主要途径就是：“办学校，培养抗日干部”⑧；引导广大知识分子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只有这样，知识分子的伟大作用才能得到充分地发挥。 后期（1940年1月——1945年8月），在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中共全面贯彻落实“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使得对知识分子的理性认识与政策更为成熟和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