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肖克、伍修权、杨成武、吕正操、王平、张震和李德生等七位抗日名将接受了本刊记者采访。他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生动地再现了半个世纪以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波澜壮阔的抗日斗争。 历史是最生动的教材。老将军们那沉重的回忆,深刻的思考,带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老将军们告诉我们,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是历史事实,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50年后的今天,日本国内竟还有人巧舌如簧,想要开脱罪责,这是中国人民绝不能答应的。 老将军们告诉我们,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人民的空前觉醒和团结,也就不可能赢得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摆脱百多年来受欺凌、受奴役的地位。 老将军们告诉我们,和平来之不易,悲剧决不能重演。必须经常保持高度警惕,不断发展和壮大和平力量,遏制和消除战争因素。 老将军们告诉我们,人民终究是自己命运的主人,是社会前进的推动者。凡是正义的和进步的事业必然要胜利,这是任何力量也扼杀不了和阻挡不住的。 莫忘历史! 人们熟识伍修权的名字,不但因为他是杰出的外交家和军事家,也因为他是我军战略情报工作的前驱。伍修权1923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和步兵学校,1931年参加红军。抗日战争期间他担任中央军委作战局副局长。近日,记者访问了伍修权同志,他向我们讲起了抗战中的一段往事: “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被迫接受了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我党与国民党政府达成协议,先后在武汉、西安、兰州、太原、重庆等主要城市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1938年到1941年,我奉命调任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处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党和人民,大力支援我国抗战,派出志愿航空队来华,机场就设在兰州。大批援华物资也由苏联经新疆运到兰州,然后再分别运往各地。苏联共产党也将兰州作为他们与我党联系的一个主要的联络站,并设立了外交代表处和军事代表处。当时兰州办事处特别是我的任务之一,就是沟通我党和苏共的关系,传递党的文件、情报和资料,负责来往中苏之间人员的接待,转运各种战时物资。这时的兰州,是一处重要的国际联络站和转运站,它联结着苏德战场和中国抗日战场,是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一条“红色通道”。 兰州办事处接待了大量来往于中苏的我方同志,如周恩来、任弼时、王稼祥、邓发、陈郁、刘亚楼等人,还有反法西斯的国际战友,如胡志明和日本共产党主席野坂参三。办事处接送这些从苏联回来的同志,采用了多种办法:苏联方面先将这些同志送至兰州,隐蔽在苏联驻兰州代表处,与我们办事处取得联系后,约定好时间,由他们用汽车把人送到办事处大门口,然后迅速下车跑进办事处,这就进了“解放区”了。我们马上把人安置下来,起一个假名字,再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发给八路军的军衣和军衔。如朱德海同志是朝鲜族人,汉语说得不好,就给他比较高的职位,再配个副官给他,同外人接触时,由副官应对,免得他“露馅”。也有的同志由苏联代表团同我们约定后,由他们用车将人送到郊外马路上,我和一个通讯员在指定地点等着,他们下车后,悄悄跟着我们走,互相好象不认识,跟到办事处门口,再猛然闪进去。冯铉等同志就是这样跟进来的。我们的办事处周围不断有国民党的军警和特务在活动,我们必须保证过往同志们的安全。王稼祥同志回延安时,由于局势紧张,我们派了四个同志一路护送他。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解放后见到我,还特意提到这段往事,他还记得他当时用过的假名字。 办事处还有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接受和转运抗日援助物资。苏联人民支援我们的军事装备、物资和马列书籍,都是兰州办事处派人押送和领路。新疆人民曾支援了3万件老羊皮大衣给边区和八路军,由骆驼长队浩浩荡荡送往兰州。那情景十分感人。 与此同时,中共兰州办事处同甘肃省工委一起,发动民众、教育青年,掀起轰轰烈烈的大西北抗日热潮。抗日论坛、刊物、进步剧社风起云涌,一批批热血志士在办事处的介绍下,或是青年结伴,或是夫妻联袂,奔赴延安和抗日前线。人民如火如荼的抗日热情,我至今铭记不忘! 我们当时的斗争环境是非常严酷的:日本侵略者深知兰州的重要,派出飞机不断狂轰滥炸,轰炸机群多则百余架,少则数十架。国民党顽固派也在残酷迫害积极抗日的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很多优秀的同志牺牲了,而且死得从容壮烈。丛德滋同志已经知道敌人要下毒手了,仍然奋不顾身地完成着党交给他的任务。他嘱咐妻子说:晚上八点钟没回来,就不要等我了,你要坚持斗争到底,带好两个孩子。他果然出去没有回来,牺牲时才32岁。 回忆往昔的斗争岁月,86岁的伍修权仍然神采矍铄。他对记者说:“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人民的胜利,而人民的事业是不可战胜的。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