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中奏折》，原件称《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于1929年末经南京《时事月报》披露以来，其真伪问题已争论了半个多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除日本前外交官森岛守人、重光葵等著文否认其存在外，60年代中叶以来，日本一些历史学者发表文章认定《田中奏折》是“伪物”。中国史学界从70年代末开始，有不少学者认为《田中奏折》原始抄件来自日本，“伪造”说不能成立，也有论者强调《田中奏折》是“伪件”。 本文以档案、文献等史料为依据，对上述“伪造”说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 第一个要探讨的问题是，《田中奏折》是中国人伪造的，还是由日本人撰写的文件？ 从60年代中叶到80年代，有关《田中奏折》的一个争议重点是《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来历问题。日本一些学者声称这个文件是中国人伪造的，主要的说法有三种：一是稻生典太郎的“奉天辽宁国民外交会”日本通“伪造”说①。二是高仓彻一的中共“伪造”说②。三是秦郁彦的王家桢、蔡智堪“伪造”说③。 上述三种说法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拿不出任何相关的证据来。 《田中奏折》原件《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是日本参谋本部的铃木贞一与日本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恪、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等人在1927年东方会议前密谋，由铃木贞一执笔撰写又经日本驻纽约总领事斋藤博修改而成的文件。它是地道的“日本造”。这样论断，可以铃木贞一本人在1940年和战后两次谈话作为依据。 （一）1940年铃木贞一谈话 山浦贯一编《森恪》一书，全文刊登了铃木于1940年的谈话： “在召开东方会议的时候，我在参谋本部工作。森恪说要见我，我就同他见了面。问他是什么事情呢？森说：‘政治家不同军部真正打成一片，要解决大陆问题是很困难的。无论如何，必须恳切会谈。……’于是，我就问森，是不是真干。他说，真的干。我说，真的干我确有想法。森表示了他自己对东方会议的想法。总之满洲的治安由日本负担，以此为中心，把一切干起来，就是说，要解决满洲问题，举凡土地问题、商租权问题、各种纠纷问题，都要从头到尾，一切加以解决。森的意见就是这样。 对此，我说解决满洲问题这样就行，但从形势来看，我有我的看法。于是森叫我把意见写出来。 这个方案，仅就方针而言，是把满洲从中国本土分割出去，成为另一个地区，使日本的政治势力进入这块土地、这个地区，并使之成为东方和平的基础。这一点应当成为日本应该干的一切内治、外交、军备以及其它所有政务的政策中心。……我把这点告诉了森，森恪立刻表示同意，说：*‘那就这么干吧！’ 现在有点重复——森恪回答说，但现在突然把这个方案拿到内阁讨论，大臣不会赞成。我说：说服大臣不正是政治家的任务吗？森说：‘总之，这一点我一个人的力量办不到。刚巧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在东京，同吉田商量一下吧。’于是我同森、吉田一起见了面。 但是吉田说：这样做必须使美国无可插嘴，刚巧斋藤博从美国回到东京，和斋藤商量一下，怎么样？斋藤很了解美国的情况。但是赤裸裸地提出这样的想法，不仅内阁，就连元老、重臣都不会答应，因此必须在这个方案上包上一层糖衣，包什么样的糖衣呢？那就和斋藤商量一下吧。 于是，我们中间又加进斋藤，进行聚会。结果，斋藤执笔修改我所写的方案。就是说，一个用糖衣包起来的方案。 根据斋藤的想法，日本要在满洲工作，打下不让美国说三道四的外交基础。根据这些，吉田和斋藤做外务方面的工作。就是说，所谓东方会议是使这种政策执行起来具有糖衣包起来的作用。 于是，吉田对元老、重臣进行游说；森负责内阁和政界方面；斋藤对外务省和美国做因势利导的工作。成就了这样的事情。”④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铃木贞一1940年谈话不仅是“东方会议的内幕史”（山浦贯一的评语），而且详尽、具体地揭示了“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方案炮制的经过和真相。 （二）战后铃木贞一谈话 “当时在参谋本部作战课工作的步兵少佐铃木贞一受森恪的委托，与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以及当时任陆军大学教官、不久调任关东军作战参谋的步兵中佐石原莞尔等人商量之后，归纳出日本应当采取的有关满蒙政策的积极意见。森与铃木带着这个意见同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会晤，进行磋商。吉田认为：这个侵略计划过分赤裸裸了，在国内外都通不过，需要用糖衣包裹起来；认为进行这一工作的适当人选是当时赐假归国中的日本驻纽约总领事斋藤博。因此，吉田介绍了斋藤。就这样，铃木将陆军少壮参谋对满蒙积极政策的主张归纳为文件，斋藤将它加以修改而成。”⑤ 铃木两篇谈话是日本现存的重要的第一手资料。虽然两者繁简不同，但基本内容是一致的。它为人们一直困惑的《田中奏折》的来历问题提供了明白无误的答案：《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原件是日本官员森恪、铃木贞一和吉田茂等一伙人炮制的，是地道的“日本造”。稻生典太郎、高仓彻一和秦郁彦等人的“中国人伪造出《田中奏折》”的说法是不能令人置信的。 二 第二个要探讨的问题是：东方会议究竟是否制订过以“满蒙”从中国分割出去为战略的“积极根本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