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和进逼华北，全国各阶层人民纷纷行动起来，要求抗日，积极声援在白山黑水之间坚持英勇斗争的东北抗日义勇军。但国民党政府对日奉行“不抵抗政策”，对内坚持集结重兵“围剿”中国工农红军，继续实行一党专政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如何凝聚全民族的力量团结御侮？现行的政制，即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是否需要改革，如何改革？什么样的政制真正适合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中国国情？这是摆在中国各阶级、政党、团体，乃至每个中国人面前的重大问题。人们在思考、探索、并作出自己的回答。自九一八至1935年底，在四年多的时间里，全国主要报刊如《大公报》、《申报》、《时事新报》、《晨报》、《中央日报》、《新闻报》、《武汉日报》、《民报》、《民国日报》、《南宁民国日报》、《大晚报》、《东方杂志》、《国闻周报》、《独立评论》、《人民评论》，以及外国人和华侨主办的《盛京时报》、《星洲日报》等，纷纷发表讨论这些问题的文章，一些报社、学校还举办以民主宪政与专制独裁为题的征文、演讲比赛，从而形成了一场空前的长时间、大规模的关于民主问题的讨论。 一 这场讨论首先集中在是否要改变国民党一党专政制度的问题上。 早在1931年初，《盛京时报》就发表文章，指出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使民国徒具其名，中国没有民主的政治，没有民享的经济，没有平等的法律来保障人民的权利，“我们虽然听见民国的名称，却找不出民国的实质来。”这篇文章还针对国民党“以党治国”的训政理论，进一步指出，“事实上我们的国家，既不是民国，又不是党国，”因为革命的国民党已被人篡夺了，党员变为个人御用的臣仆了，孙中山为国民党制定的主义和政纲早已被人抛弃了，“现在的党是啸集官僚豪绅的集团，党部是高踞民众之上的衙署，党治是个人独裁压制革命民众而任意横行的反动统治。”孙中山创立训政之说，意在使国民党担任起训练国民的责任，以最终实现宪政。而现在训政之说已成为一小部分个人野心家侵夺国民主权的凭藉，他们存训政之名，去训政之实，恣行无忌①。九一八事变以后，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和南京政府对民众抗日要求的排拒，这种对现行政制的抨击逐步发展为对改革政制的强烈要求。陈启修首先主张对内约法三章：一卖国者死，二许人民自由组党，三批评政治无罪②。接着又有人主张，“欲挽救国家危亡，唯有民族自救，救亡之道，舍政治公开无他途”③。1932年6月，王造时公开要求结束训政，实行宪政。他认为，国民党的统治已是日暮途穷，到了非改变局面不可的时候了。而这种改变，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结束训政，实行宪政，使各党派有公开平等竞争的机会，使政治斗争的方式，用口笔去代替枪炮，使一般国民来做各党各派最后的仲裁者，还有一条路是用武力去推翻现状，建立新政权，这就是革命。”不过在今天强寇已经入室，人民无以聊生的时候，“最好用和平的，改良的方法解决。”④王造时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人民用什么样的方式获得和扩大参政权利，执政者又应当如何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民众的参政要求。王造时提出的以和平的改良的方法实现政制的改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是一条避免内乱，迅速团结各界各阶层人民一致对外的合理途径。这条道路能否行得通，关键取决于国民党政权能在多大程度上容忍和接受民众的参政要求。由于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的“主义政纲”，王造时用和平方式更新政制的主张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它代表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对民主政治的追求，以及对执政者主动扩大民众参政权利的善良愿望。 不仅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要求结束训政，实行宪政，就是在国民党内部也有同样的呼声。1931年10月，国民党元老李烈钧等118人连署提案，“要求开放政权，准许人民自由组党”。翌年，孙科招待报界宣布其抗日救国纲领，要点也在筹备实施宪政。当然，孙科等人与民众的宪政要求有着质的不同。民主对于他们不是理想、信仰，而被看成是挽救贪污腐败无能的国民党的良方，更被作为同蒋介石争夺权力的手段。当他们被排斥在权力之外时，就大声疾呼民主，而一旦握有一定的权力，则反对广大民众参与政治，反对加速扩大政治民主化进程。但由此也反映了国民党一党专制的不得人心，以及民主宪政在中国人生活中有着无法去除的政治魅力。 人民主张以民主宪政取代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国民党的所谓训政实践已经宣告彻底破产。舆论界评论说：“国民党主政今已六载，人民驯服受训亦已三年。训政之效果，究安在乎？即就政府本身总揽之五权而言，权势依庇，遑言考试；军阀横行，几见监察；立法徒为纸上谈兵；司法尤为每况愈下；行政则漆黑一团”。“吾四万万人民之地位乃如农奴”。国民党说，人民智识、能力不行，需要训导，如同婴孩需要褓育一样。其实任何一个政党尤其是执政党都会用自己的主义宣传、教育，争取民众。大革命时期国民党以新三民主义唤起民众时，便获得较大的成功，但此时的国民党自身已如一盘散沙，何能训练民众；国民党以国民褓姆自任，但褓姆病入膏肓，何求婴孩健全。如果说今日之国民为待训之国民，那么国民党何尝不是待训之政党，国民政府又何尝不是待训之政府。“事实上，国民党毕竟无力训练国民，国民党员之所知，国民亦知之”，以国民党之能力，“若必待训政至相当时期，宪政之条件完备，而后实施宪政，则宪政永无出现之日”。因此，国民党必须“幡然改图，向宪政时期急速推进”。⑤主张结束训政，实施民主宪政的人们还提出以下理由；首先，在强敌入侵之时，欲挽救民族危机，必须动员全民族的力量一致抗日，而要实现全民族一致抗日，唯有国家政制改弦易辙。“国民党不交还中央统治于人民，则人民无从团结其救国力量，亦无从发挥抗日之精神。”⑥抗敌御侮与民主宪政本无必然联系，在30年代的中国，人们之所以为抗日救国而要求改革政制，变一党专政为民主宪政，并不是或者说主要不是一种理论思考及对民主价值观念信仰的结果，而是出于现实的需要，是因为对国民党的统治再也不能忍受。掌握国家政权的国民党不抗日，又不允许其他政治势力干政，要抗日的人们手中无权。在这种情势下，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体制就成了实现全民抗日的主要障碍，因此，结束训政，实行宪政，是中国的唯一的出路。其次，实行民主宪政，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内战内乱不是无故发生的，“如若不使各种政治势力有发泄的机会，若不把政治的运用纳之于轨道”，而想求得国家长久的和平安宁，“那是缘木求鱼的办法”。一党专政的国家，既不允许其他党派的合法产生，也不允许党内派别的合法存在，政权的更迭，只能通过武力实现。“于此专制之积威之下，倘防范稍松懈，即使有革命爆发之可虑……危机四伏，事极明显。“⑦因此，不设法改良现状，只是要求人民不起来反抗，要求无条件地废止内战，是行不通的。要想使国家长久安宁，必须有一个保证人民权利不受侵犯，保证各种政治势力有平等的参政机会的机制，这就是民主宪政。最后，开放党禁，实行政党政治，是实现政治进步、社会进步的唯一途径。中国之所以国势日衰，民族危亡，“纯由政党窳败之故，否则何以岁耗国帑80%以上所豢养之军队，竟不能以之对外，何以明知国际地位低落，列强虎视眈眈，竟无一贯之外交政策，何以数年来仅发行国内公债一项已达十余万万，竟至财政困乏，濒于危境”。⑧实行政党政治，政治公开，就可以进行有效的政治监督，避免上述现象的出现，即使出现也能够得到及时的纠正，从而达到进步的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