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气势磅礴的中国历史画卷中，20世纪无疑是最为生动精彩的一页。在这个重大而又关键的历史时期，涌现出一大批叱咤风云的弄潮儿，陈独秀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以纵横家的政治气度，与共产国际反复探索，设计了医治百孔千疮的中国社会的种种方案。然而，从1920年8月始，直到1927年春夏之交，七年的风风雨雨、屡起屡扑，又使他感到十分的疑虑和忧伤…… 一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然而，在马列主义传入伊始，除李大钊等个别人外，新文化运动的其他领袖们对此尚未表现出多大兴趣。尤其是主帅陈独秀，他仍坚持以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为利器，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而思想革新、而文学革命、而伦理革命，而教育革新、而基督教救国，可谓狂飙突进、日新月异。只是在这一系列的启蒙手段的尝试收效甚微乃至事实上宣告失败之后，陈独秀才转而以马克思主义为手段，以工农劳苦大众为启蒙的对象。对于陈独秀来说，这个转变既有无可奈何的被迫色彩，又是他一生最重要的一次转变。陈独秀一旦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就以其一往无前的气概，积极开展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宣传和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建设工作。 毫无疑问，最早主张在中国建党并着手建党的，是李大钊与陈独秀。首先，以陈独秀为“总司令”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并使之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在思想方面、干部方面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准备了条件①；其次，李大钊、陈独秀最早在中国酝酿建党：1920年2月中旬，当李大钊第二次护送陈独秀离京南下之时，两人曾在途中“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②。当时虽未作详细讨论，但两人心心相印，决心要建立中国共产党；再次，陈独秀等人在天津时就曾进行过建立党组织的工作，只是因为形势的紧迫而不得不中止活动，而转赴中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上海去开展活动③；陈独秀南下上海后，确实加强了对中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调查研究，并筹办工人刊物，组织工会，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这些活动，都是在共产国际代表首次来华之前开展的，是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独立自主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新尝试，是自觉的要求与行动。“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拉开了中国革命史上开天辟地的一幕。那种主张“中国共产党外来论”的观点，实在是荒诞的臆言，根本不堪一驳。 但是，共产国际所给予的协助，又大大加快了陈独秀建党的进程。虽然第一个担负着指导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建立马克思主义小组的维经斯基一行的首次来华，并非受共产国际直接派遣，但毕竟是受命于俄共（布）远东地区的党组织，他们在上海帮助陈独秀创建了中共上海发起组，还创办了外文学社，培养革命干部和进步青年，设立了华俄通讯社，翻译和报道来自俄国和共产国际的大量材料，对于向中国人民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建党工作，起了积极作用。而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第一位正式代表马林来华后，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党在成立初期的工作，更是起了良好的促进作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些国际主义的援助。应该说，这些援助加速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进程，然而没有这些援助，中国共产党也将产生，只是时间上的早晚问题。 二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是国共两党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以后达成的共识，既有其必然性，又有其可能性。共产国际起了关键作用，大大加速了国共合作的进程；但在推动过程中，又犯了不少大的错误。 共产国际成立之时，正是苏俄处境最困难的时期。根据列宁主义的要求，面对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经济封锁和外交孤立，苏俄迫切需要缓和某些次要矛盾，团结那些可以利用的力量，以对付主要的敌人。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则是其争取联合的最佳对象。从自身的安全考虑，苏俄迫切需要打开对华关系，争取中国的同情和中立立场，以求在苏俄与东方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建立起一个广阔的战略缓冲地等。因此，苏俄不惜以放弃帝俄时代强加在中国头上的所有不平等条约为钓饵，以换取中国政府的谅解和中国人民的感激。同时，苏俄又与中国各派政治势力进行了广泛联系并探讨合作。时而张作霖、时而段祺瑞政府、时而吴佩孚、时而孙中山，但最终选定了孙中山作为合作对象。这是正确的、明智的选择。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选定孙中山并推动国共合作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他最早提出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在取得共产国际支持并被委以全权后，在杭州西湖会议上他以国际命令和纪律压服了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促使中共中央大多数同志转变态度。他还为营救陈独秀出狱伤精费神且花钱不少，与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共了一次患难④。马林还做过其他不少有益于国共合作的事。此外，维经斯基、加拉罕、达林、越飞等来华的国际代表和苏俄特使以及后来来华工作的苏联顾问鲍罗廷等，他们同陈独秀一起，对于转变中共中央其他同志和一般党员的思想认识，尤其是对国共党内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认识，对推动国共合作的形成，也起了重要作用。尤其是陈独秀思想认识的转变，带动了一大批共产党人的转变；陈独秀等率先加入国民党，更是加快了国共合作的步伐。 但是，共产国际在指导国共合作的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右倾错误观点，违背列宁主义原则。尤其是列宁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这种右倾错误表现得更加明显和突出，压制了陈独秀原本正确的一些思想观点。 第一，关于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和作用。众所周知，陈独秀在1919-1922年间曾“看重过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⑤，并提出：“只有以共产党代替政党（指有产阶级政治之下的全力造成的政党——引者），才有改造政治的希望”⑥。即使是1923年4月，陈独秀仍然坚信：“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尚未成熟，只有两个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的时期是已经成熟了”。这体现了陈独秀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认识由感性阶段上升到理性阶段的思想发展，与国际代表马林明显贬低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错误观点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是“中国革命分两步走”思想的雏型，后者则是不折不扣的右倾投降主义观点。但是，马林的意见却能为共产国际所支持。《真理报》1922年7月27发表署名文章，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当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在陈独秀参加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国际执委会书记拉狄克当面批评中共代表的发言，坚持认为：在目前的中国，无论是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还是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问题，在中国都没有实现的条件，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还为时尚早⑦。1923年1月26发表的《孙文越飞宣言》更是开宗明义：“共产党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应用于中国”。苏俄政府与共产国际低估中国无产阶级和贬低中国共产党的言论，为其右倾错误政策的出台做好了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