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同志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经济思想和领导作风是一贯的，早在三十年代初中央苏区时期就有突出的表现。他以务实、唯实的经济主张和革命实践，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发展、政权建设和革命战争，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陈云是1933年1月随同中共临时中央党政机关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的。在中央苏区期间，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局党团书记、中共中央白区工作部部长。他虽然年仅28岁，却举止沉稳，思想成熟，办事精明，作风深入，是一个资深干练而又年轻的职业革命家。他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张闻天等同志一道，在建设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中，做了大量经济、工运和白区方面的工作，积累和总结了苏区工作的革命经验，并在党内“左”倾思想十分浓重的氛围中，撰写、发表了《关于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在纠正工人经济斗争“左”的倾向中我们所作的错误》等许多重要文章，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农村根据地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从事苏区经济工作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讲究实效的领导风格。 陈云在中央苏区的经济思想和实践活动，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旗帜鲜明地抵制和批判“左”倾经济政策，保护根据地经济的稳定发展 中央苏区的经济是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工业非常落后。由于地处闽赣边陲，受资本主义经济的侵蚀颇迟，生产力低下，边界工业大都处于手工操作状态，如造纸、榨油、刨烟、染布、制糖、碾米等。这种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苏区工业，又处于被敌人长期包围封锁的游击战争的农村环境，屡遭破坏。为了确保革命战争所必需的物质供应和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苏区党和毛泽东实行了保护私有经济、发展私营工商业的正确政策，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社会经济日益发展。 然而，党内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却脱离根据地经济的实际，机械地照搬当时苏联的一些做法，用城市观点来对待苏区工业和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在中央苏区实行了一系列过左的劳动政策。1931年秋，当新生的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刚刚诞生，“左”倾教条主义者便推出一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这个劳动法虽然提出了许多貌似保护苏区工人权益的经济政策，却不考虑城市与农村、大中企业与小作坊、小企业的区别，规定和实行了诸如“八小时工作制”、“休息日发双薪”、“预支服役工资”、“两星期到四星期的例假”，强迫介绍失业工人，以及各种额外津贴的过高劳动条件、工资待遇和福利要求。实施的结果，不仅未能保护苏区工人的经济权益，相反，由于超过企业的实际负担能力，致使许多私营工商企业相继倒闭，工人们纷纷失业，企业主诚惶诚恐；同时还妨碍了合作社的发展，干扰了国营企业，苏区工业遭受严重的破坏。1933年初博古等中央领导人进入中央苏区后，“左”倾政策变本加厉，在苏区各个领域全面推行，根据地经济每况愈下，日趋萧条。 陈云目睹“左”倾经济政策在苏区推行的恶果，忧心忡忡。他经过调查研究，审慎思考，于1933年4月在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上发表了《关于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一文，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文章在批评苏区工人经济斗争中右的倾向后，着重抨击了“左”的错误倾向。文章明确提出：“在领导工人的经济斗争中，还存在着另一种极端危险的‘左’的错误倾向。这种倾向，表现在只看到行业的狭小的经济利益，妨碍了发展苏区经济、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根本利益。例如，在许多城市的商店、作坊中提出了过高的经济要求，机械地执行只能适用于大城市的劳动法，使企业不能负担而迅速倒闭；不问企业的工作状况，机械地实行八小时和青工六小时的工作制；不顾企业的经济能力，强迫介绍失业工人进去；在年关斗争中，许多城市到处举行有害苏区经济流通的总同盟罢工。”①陈云列举了“左”倾政策的表现后，接着指出这种“左”倾政策的危害和实质：“这种‘左’的错误，非但不能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和积极性，相反地，只能发展一部分工人不正确的浪漫生活。而且，这种‘左’的错误，使许多企业和作坊倒闭，资本家乘机提高物价，并欺骗工人，使工人脱离党和工会的领导。所以，这种‘左’的错误领导，是破坏苏区经济发展，破坏工农联盟，破坏苏维埃政权，破坏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的。”② 尤应看到的是，陈云并没有停留在对工人经济斗争中“左’倾错误的抨击上面，而是以积极的姿态，科学分析了“左”倾错误产生的根源，切中时弊地提出了纠正“左”倾错误的措施。他认为，“左”倾错误来源于政治上的“工团主义”和领导作风上的“官僚主义”。因此，必须教育工人放开政治视野，把争取日常利益的斗争和争取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最密切地联系起来”；党和工会要审慎地了解企业的实际情形，规定适合于每个企业的经济要求，不能“千篇一律地抄录劳动法”；在斗争方式上，要克服不发动群众、命令群众的错误，组织工人阶级团结的力量等等。陈云指出：“党和工会只有这样去了解实际情形，给予各种工人以具体的领导，才能提高群众斗争的积极性，取得工人的信仰，团聚群众于我们的周围。”③ 在领导苏区工人经济斗争中，陈云始终把反“左”、纠“左”摆在党和工会的重要议事日程上。1933年8月，他在《克服工会工作的落后》一文中，严肃地指出：党和工会必须“丝毫不放松纠正经济斗争中‘左’的倾向，反对一切命令强迫群众的方式，因为这种‘左’的倾向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另一方面。”④众所周知，在当时根据地内动辄批判的是所谓“右倾”，而实际上盛行苏区、广泛存在的“左”倾却是人们讳莫如深的。陈云面对实际，坦直、尖锐地提出反“左”、纠“左”的命题，指出“左”倾实质上“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另一方面”，呼吁“丝毫不放松”纠正“左”的倾向，真是语惊四座的金石之论。陈云这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概，使苏区舆论界大有振聋发聩、耳目一新的意味。人们由衷地看到，从上海来的中央领导集团中，也有人同毛泽东一样，开始批判当时那种“凡事左三分”、“宁左勿右”的错误思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