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 抗战爆发后，新桂系主张团结抗战，反对投降；认为抗战必须成为有全国民众积极参加战争的全民族抗战，抗战的基本原则是“自力更生”；在此基础上努力争取外援，首先是与苏联的联合；军事上要执行阵地战与游击战、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在台儿庄战役中，李宗仁坚持了正确的战役作战方针的作战部署，努力以爱国主义思想激励官兵和团结全军，并较好地协调了与其他部的关系，在夺取战役胜利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新桂系 李宗仁 抗日主张 台儿庄战役胜利 一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开始，新桂系集团就明确地转向抗日方面。1936年4月以后，又针对当时南京国民党统治当局对待日本侵略问题上的错误理论、方针，提出和阐明了他们的抗日理论和基本方针——焦土抗战论。他们认为：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面前，首先，中国必须坚决抵抗，不能妥协退让，不能存在幻想，要不怕牺牲，纵使全国化为焦土，也要奋战到底，直至打败侵略者。其次，要打败侵略者，“绝不是少数的领袖或公务人员或一党派所能负担得了的”，①必须实行“整个民族，总动员起来，构成坚强的联合战线，共同的向敌人奋斗。”②即要实行全民族的全面抗战。为此，就必须给民众以民主与自由权利，同时，必须与“凡表同情于我们这种民族战争的”③国家结成联合战线。在军事上，就要坚持长期的消耗战的战略方针，以对付敌人的速战速决；在作战指导上，就要进行主动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反对单纯防御，以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最后，他们指出抗战的前途是光明的，最后胜利必然属于中国。 “焦土抗战论”是新桂系领导集团关于抗日战争发展规律、抗战战略方针以及作战指导原则的总概括。它表明，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条件下，新桂系是坚决要求抗战的，他们对抗战发展规律的认识基本上是正确的；关于开放民主、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的主张，对抗战的坚持发展和正面战场的军事斗争，也是积极的和进步的。可以说，在结合抗日战争运用西方近代军事思想的“总力战”理论方面，他们达到了国民党中央当局和其他地方派所没有达到的高度。 抗战爆发后，新桂系领导集团在“焦土抗战论”的基础上，继续坚持和发展了他们的抗日理论和抗日主张。 首先，他们继续坚持抗战必须成为全民族的抗战。必须有全国民众积极参加战争，抗战才能克服一切险阻夺取胜利的基本思想。抗战初期，李宗仁就强调指出：“求亡图存，少数人努力，是无济于事的，必须人人努力，以救国为己任，国事才有希望。”④并认为“要抵抗敌人，唯有克服弱点，加强民众组织，实行全体动员，使我四万万人都能站立起来，抵御日寇，只有这样一座新的长城，是敌人无论如何残暴、凶恶也不能攻破的。”⑤为了动员人民群众参加抗战，他们还认为，“真正发挥民众武力，就要先实行精神总动员，使大家都明了抗战是四万万（注原文如此）五千万人共同的责任”，同时，“要加以基层组织，调整人事关系使每个人都能各尽所能；”⑥并且要使政府“所有设施，都须事事为解除民众痛苦改进民众生活着想。”⑦在实际活动中，新桂系领导集团也为推动国内团结，实现全民族抗战作出了自己的努力。早在1937年6月，他们就与川、粤等地方派代表在桂共商抗日大计，并与中国共产党及四川刘湘达成了抗日七项纲领草案的协议。抗战爆发后，他们又努力维护了和国民党中央政府及各地方派的团结，并且直到皖南事变前，他们同中国共产党的联合关系也比较好。当顽固派攻击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是“游而不击”时，白崇禧就曾指出：共产党“发展游击队，深入沦陷地区，我们为什么不去，躲在后方骂人家，这简直地自己毁灭自己。”⑧在1939年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白崇禧也认为：“目前军事上分裂，政治上分裂，都是自取灭亡，当前只有团结对外，民族国家才有生路。”⑨就是在1941年5月桂林第八路军办事处撤离后，中国共产党与新桂系的公开关系虽然中断了，但中国共产党仍能通过各种渠道，维持这种统战关系，并使桂林的抗日民主进步的政治文化运动继续得到坚持和发展。 其次，从全民族抗战的基本思想出发，阐述了抗战发展过程中依靠自己力量与外援的关系，明确指出，抗战胜利的基点应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李宗仁在1939年苏日边境一度出现军事冲突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正式开始的条件下曾说：“我们为求抗战胜利迅速到来，最主要的条件，当然是凭借自己的努力，即所谓‘自力更生’的意义，”⑩并强调说：“我们抗战的基本原则是‘自力更生’，有国际的支援，我们自然是抗战，即令没有一个国家帮助中国，我们也是要抗战到底的。”(11)当然，强调自力更生，并不是不要外援，不争取外援，而是要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去努力争取外援。因此，他们也强调“在外交的运用上，必须联络与国，共同打击敌人。”(12)而且，根据抗战以来各国对待日本侵略态度和对华关系的实际情况，认为在争取外援的活动中，首先应该加紧与苏联的联合，因为“第一，从地理上说，中苏有天山、阿尔泰山、兴安岭和广漠无垠的戈壁滩相隔；第二，苏联的海军远在波罗的海，不可能远渡重洋来侵略中国；第三，从政治上说，苏联主张扶助弱小民族；第四，苏联在中国没有经济、政治、文化上的特殊利益；第五，中苏两国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自力开发之不暇，决无侵略他国人之必要；第六，中苏两国均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日本是中苏的共同敌人；第七，外蒙与新疆，在目前虽然与苏联有其特殊政治关系，但我们现在正努力抗战，力图自力，只要我们能够把握苏联友善关系，则这种问题自可随抗战之进展迎刃而解。基于上述七项理由，我们可以明白中苏之间无冲突矛盾之因素存在。”(13)历史表明，新桂系领导集团的这种认识和主张，是符合中国抗日战争实际的，也是国民党顽固派所不可能达到的。 再次，我们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当汪精卫集团公开叛国投敌，抗日阵营内部也出现一股对日妥协投降的逆流情况时，李宗仁就公开表示：“我们的抗战，是在疯狂侵略者的铁蹄下求生存，是被迫者的反抗，在物质上遭遇的艰难困苦是必然有的，但敌人的损失和痛苦会比我们更大。古语‘多难兴邦’，大家要认清我们的责任，我们生在这个时代，要认识民族国家的危机，不要因为艰难挫折而动摇我们的意志。我们抗战的决心，不因汉奸理论的煽惑而放弃。”(14)随后，在1939年8、9月间日本侵略者派汉奸对李宗仁、白崇禧进行诱降活动时，他们又严正指出：“由于日本不能再打下去，所以想用甜言蜜语来引诱人。但从各种事实来看，始终是要吞并中国。……对中国来说，与其让日本吞并就不如抗战到底。”“日本穷困情况中国是非常清楚的，只有抛弃仇恨，恢复友好才是谋求自救的方法，以友谊援助作为停止战争的条件那是不可能的。”(15)这里不仅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侵略目的和阴谋，而且指出了敌人的实际困境。它表明，新桂系领导集团对日本侵略者“始终是要吞并中国”的目的的认识是非常清醒的，对其“甜言蜜语”、“友谊的援助”等阴谋企图也是非常警惕的，他们坚持抗战的决心和信心是坚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