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上半年在巴黎召开的和平会议虽然是一次帝国主义宰割战败国、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赃会议，然而以战胜国资格与会的中国在和会上所提出的收回山东权益，废除二十一条及七项希望条件则完成代表了中国人民争取国家权益的正义要求和希望，尽管这些要求和希望最终都被和会所拒绝，但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在和会期间作出了极大的外交努力，并且终竟未在和约上签字，这在近代中国对外关系史上不失为一次壮举，可以说巴黎和会的中国外交也是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过去我们在评价巴黎和会的中国外交时，往往只注意到统治阶级与广大人民群众对立的一面，简单地认定和会代表只不过是代表着反动的北京政府，其外交不可能有爱国可言，正是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对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为争取国家和民族利益所作出的积极努力就根本不可能予以重视，在讲到拒约问题时也把拒绝签约的原因仅仅归结于国内人民的压力和其他外部因素，而忽略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作为半殖民地的中国，在争取和维护国家主权的问题上统治阶级内部一些成员也往往能以民族利益为重，做一些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事情，对此我们不能因为他们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而对他们的功绩加以否定。 一、和会期间中国代表始终力争山东权益，并坚决抵制英美等大国的压力 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由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陆征祥、驻美公使顾维钧、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公使魏宸组及南方军政府外交次长王正廷五人组成，其中陆征祥为首席代表，顾维钧与王正廷列席最高会议的次数最多，故他们三人成了中国代表团的核心，而顾维钧在和会上起了最为关键的作用。 中国在和会上主要提出了收回德国在山东权益的要求，另外也提交了废除二十一条的说帖和七项希望条件（废除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巡警，裁退外国邮局及电报机关，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关税自主）。中国之所以提出这些要求和条件是由于这些要求和条件都与和会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首先，中国既然在大战期间加入协约国集团对德宣战，而在结束战争的讲和会议上提出收回德国在山东权益的要求也就理所必然；其次提出废除二十一条的要求是由于“该条约实因欧战直接所发生，讲和会议实有审查及修正之权。”①至于七项希望条件虽然与和会无直接的关系，但中国代表出于对战后世界公理的向往，认为：“此次所提各问题若不亟行纠正，必致种他日争持之因，而扰乱世界之和局。”②中国代表所提出的这些要求和希望条件触及了几乎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它反映了广大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领土主权完整的强烈愿望，当时无论是普通中国民众还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些爱国分子都由于受美国总统威尔逊和平十四条的影响，对战后的世界寄于很高的期望，连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也相信战后的世界必是公理的世界，大家都把这次和会看作是争取民族独立，结束中国半殖民地境遇的一次契机。 收回山东权益是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的主要目标，也最为全国人民所关注，所以当和会以二十一条和七项希望条件不在和会权限为由加以拒绝后，中国代表就主要致力于山东问题的解决，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代表面对的是来自日本方面的挑战。 早在陆征祥一行经日本赴巴黎的途中，日本就想通过一些收买活动使中国代表在和会上与日本协调步骤，但遭到了陆征祥的拒绝。和会开始后日本代表牧野在1月27日第一次讨论山东问题的会议上首先提出了日本政府对山东问题的宣言书，要求从德国手中接收胶州湾租借地、胶济铁路及德人在山东所有其它权利，其理由主要有两条，一是大战期间日本对德采取军事行动，占领了胶州湾和胶济铁路，使“德国在远东军事上政治上之根据因以破毁”，“日本为铲除德国势力牺牲不少。”③二是战争期间日本已与英、法、俄、意四国就山东问题达成了秘密谅解。第二天牧野又提出了日本的第三个理由，即中日两国已签订过有关山东问题的协定。④整个和会期间日本始终持上述三个理由强词夺理、特别是抓住中日间关于山东问题的成约不放，坚持直接从德国手中夺取山东的权益。 1月28日的和会议程是美英法日意五国讨论德国在太平洋的属地问题。中国代表顾维钧和王正廷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顾维钧与牧野展开激烈舌战。顾维钧从地势、国防、文化及经济诸方面阐释了山东完全为中国领土，不容有丝毫损失，指出“和会既承认民族领土完整原则，胶州交还中国为中国当有之要求权利。”⑤因此顾维钧坚决主张胶州湾租借地、胶济铁路及其他一切权利应直接交还中国。顾维钧还从两个方面驳斥了日本方面的要求。首先，针对日本提出的先从德国手中取得山东租借地及其他权利然后按中日成约再交还中国的这一要求指出中国愿采取直接的归还手续，“盖此事为一步所能达，自较分为二步为直捷。”⑥其次，针对日本抱着不放的中日成约指出这是日本以最后通牒的方式逼迫的结果，后来中国既然在对德宣战时明确声明废除中德间一切条约，因此德国在山东的各种权利“于法律上已经早归中国矣。”而战争期间中国被迫与日本所订的条约随着中国对德宣战发生而变得无效。⑦顾维钧的上述观点在2月25日中国代表提交给和会的关于山东问题的说帖中又得到了深入的阐述。 顾维钧具有说服力的辩论加强了中国在和会上的声势，这使得国内民众更增加了对和会的期望，在此后的几天里代表团收到了大量来自国内外的贺电。⑧日本方面在辩论失利后即进行外交恫吓，2月2日日本驻华公使小幡向中国外交次长陈箓抗议“顾氏欲假外国之势力以抑压日本、殊予日本以不快之感。”⑨甚至还利诱说如果中国代表在和会上听从日本安排，日本愿将参战款中未付的1700万日元交给北京政府，否则日将取消这笔贷款，追回已付的300万元。⑩北京政府迫于日本的压力，电询和会代表详情，陆征祥在回电中严正指出日本“在和会相形见绌，因而向我国内设法恫吓，或运动各公私机关，个人舆论破坏我会所处良好地位……此事关系我国存亡、千钧一发，如再为其所动，在会稍有退让、是爱我者必将鄙我。”(11)由此可见和会代表与日针锋相对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