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文章以毛泽东对新记《大公报》办报的政治倾向所作的“小骂大帮忙”的论断为依据，运用大量史实，揭示新记《大公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办报方针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并对其采取“小骂大帮忙”办报方针的原因作了简要分析。 毛泽东在谈到新记《大公报》办报的政治倾向，即对蒋介石政权的政治态度时，说过一句十分深刻的话：“小骂大帮忙”。 1926年9月1日，以吴鼎昌的资金、胡政之的组织、张季鸾的文章组成的新记公司大公报续刊。这“三驾马车”开业伊始，由张季鸾执笔，写了一篇题为《本社同人之旨趣》的社评，公开提出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主义，作为办报方针，并为大公报社训。所谓“不党”，即“声明本社对于中国各党阀派系，一切无联带关系已耳。吾人既不党，故原则上等视各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所谓“不卖”，即“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所谓“不私”，即“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所谓“不盲”，即“夫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冲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为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自陷于盲”。这“四不”主义，是包括政治立场、新闻言论、经营方针和报纸风格的具体概括。 毛泽东有一个经典的论断：“在世界上存在着阶级区分的时期，报纸又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在阶级社会里，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报纸属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范畴，它总要反映一定阶级、阶层和社会政治集团的意志和利益，总是一定阶级和政党的耳目和喉舌，这是一条真理。对大公报来说自然也不能例外。只要从大公报办报的亲蒋倾向上来分析，就不难看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办报方针的虚伪性和欺骗性。 大公报创业于天津，与南方的国民党势力本无渊源。蒋介石背叛革命后，1928年夏继续北伐。7月1日，蒋介石乘坐的专列到达郑州，张季鸾和蒋介石第一次见面。蒋随行的幕僚有邵力子、张群、陈布雷，都和张季鸾熟识。不久，张季鸾又到南京住了一个多月，和蒋介石属下的国民党人作了深入的接触。在8月27日到9月3日的大公报上，接连发表张季鸾以“榆民”笔名写的6篇《新都观政记》和3篇《京都杂记》。9月1日，张季鸾在《本报续刊二周年之感想》的社评中，表白大公报两年来迭次断言北方旧势力之必败，革命势力之必成，然后说：“虽然本报非任何方面之机关报纸，今者北伐完成，党国统一，本报续刊以来之信念，可谓得相当贯彻。然其立言精神，今昔则同。”紧接着表态说：“盖本报公共机关也，同人普通公民也，今后惟当就人民之立场，以拥护与赞助国民政府之建设。”这是它首次表明了拥蒋的态度。从此以后，大公报的亲蒋反共的办报方针日益明显。 1930年在蒋阎冯战争期间，张学良公开表示拥蒋，同年11月，张学良进关赴南京，与张学良有旧交的胡政之，先于张一日赶到南京采访迎张“盛况”，以后通过陈布雷访晤蒋介石，在谈话中，胡向蒋建议，“今日急迫应办之事，莫过于剿除匪共”、“剿共之事，军事与政治宜并重。”蒋表示采纳。蒋后来对江西红色革命根据地发动反革命“围剿”时，《大公报》先后发表《朱毛之祸》、《剿共与安民》等社评予以配合，进一步表明了其亲蒋态度。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并要于右任电告张季鸾，要张支持他的主张。当时，全国人民抗日救国、团结御侮的呼声四起，爱国学生纷纷组织抗日请愿，大公报面对读者的严词斥责，秉承蒋介石“不抵抗”的旨意，竟然提出“宁牺牲报纸销路，也不向社会空气低头”，张季鸾发表了大量鼓吹“缓抗”的社评。为此，大公报遭到社会上的唾骂，大公报馆还被人投了炸弹，张季鸾本人也收到装有炸弹的邮包以示警戒。 1936年12月12日，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联手向蒋介石“兵谏”，要求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联合共产党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救国，共赴国难，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大公报坚决反对“西安事变”，连续发表多篇社评，一方面吹捧蒋介石“他热诚为国的精神与其领导全军的能力，实际上早成了中国领袖。全世界各国都以他为对华外交的重心。这样人才与资望，绝再找不出来，也没有机会再培植。”另一方面诬蔑这次事变是因中共的“恶意的勾煽”所引起的，并恶狠狠地说什么“中国不容赤化暴动，是拥护国家民族生存事实的绝对需要，是赣乱八年以来的活教训。”“犹如人体之不能有癌肿，中国今日亟须建国奋斗，不能容忍内部之组织的捣乱。”亲蒋反共的气焰何其嚣张。正因为如此，国民党当局把张季鸾那篇《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加印了40万张，派专机飞临西安上空散发，作为他们射向中共和张杨的“重镑炸弹”。 1940年冬，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皖南事变。新四军部队损失惨重。重庆《新华日报》原有对事件真相的报道，被国民党的新闻检查所检扣，在版面上开了“天窗”。周恩来写了“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对国民党蒋介石作愤怒的抗议。而《大公报》却连篇累牍发表社评，重弹“军令政令之统一”的滥调，胡说什么“军令必须统一，军纪必须整肃”，“必须绝对服从国民革命军最高统帅（即蒋介石）的命令”，企图取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的独立性，公然为蒋介石“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张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