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五十年代，国内就有人写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著作①。但是，把国史作为一门学问来进行科学研究，则主要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十六年来，对国史的研究，无论就广度和深度、高度和力度，还是就研究的视野与方法，效能与成果方面，都有了较之文化大革命前无法相比的巨大进步。通过广大史学工作者的艰辛努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 一 研究现状与成果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迄今，国史研究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历史决议》产生前，这是国史研究的酝酿阶段。 随着三中全会路线的贯彻和大批冤假错案的纠正、平反，有关党史和国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被提了出来。对这些问题，一时间众论纷纭。这样，史学界特别是党史界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对国史方面的研究。1979年3月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1979年9月叶剑英在庆祝国庆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80年8月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以及邓小平、陈云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等著述，既是指导全党正确评价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政治文献，也反映了这一时间内国史研究的成果。这一时期，宣传和研究党史与现代史的刊物、组织机构相继创立和恢复活动，如《党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的创刊，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机构活动的恢复，推动了国史研究。 第二阶段，《历史决议》发表至建国三十五周年的1984年前后。这是国史研究的开拓阶段。 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深刻地总结了建国三十二年来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科学地回答了建国后党和国家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这本身就是以科学态度研究党史、国史的重大认识飞跃，同时也为进一步研究国史确定了一个新起点。在《历史决议》指引下，这段时期，国史研究出现了新的气象。第一，发表了一批阐释性著作。《历史决议》通过后，围绕它评价党史（包括国史）的论断和观点，发表了一大批诠释、阐发性论著，这是国史研究的基础工程之一，其中中央文献研究室组织编写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1983年初版），运用大量的文献档案材料对《历史决议》论及的建国以来的重大事件进行了较为详实的历史考察和较为精当的理论分析，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第二，一批具有开拓性的著作问世。1983年6月，王学启等著的《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史稿》（第一卷）出版（1988年12月又出版了第二卷）。1982年6月和1985年2月，由新华通讯社国内资料组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1980)》及其续篇《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81-1984)》也相继出版。与此同时，1985年5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柳随年等主编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这是国内研究新中国经济史较早较完整的著作。第三，文献资料、个人文集开始编辑出版，为国史研究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出版了《周恩来选集》、《刘少奇选集》、《朱德选集》、《邓小平文选》、《陈云文选》，还出版《三中全会以来》等重要文献汇编，不仅开拓了老一辈革命家思想研究的广泛空间，而且也深化了对国史的研究。 第三阶段，1986年至今，这是国史研究蓬勃发展的阶段。只要回溯一下，就可以发现，文化大革命，新中国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些或震动当时或影响后世的历史事件的周年纪念，都发生在这一个阶段中的几个年段上。历史本身为研究者提供了这样的机会，每逢某一历史事件的周年纪念，自然也就成了研究的丰年。1986年是文化大革命发生二十周年，198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四十周年，199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七十周年，这一切历史机遇，再加之改革开放的大环境，百家争鸣空气活跃，使国史研究更显得生机勃勃。这一时期，国史研究已成为学术界较为瞩目和倾注心血最多、成果最丰的领域。第一，一大批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命名的专著、教材陆续问世。如陈明显等编著《新中国四十年研究》、赵鹏飞等主编《共和国的成长》、靳德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何理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朱阳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十年》、杨勤为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纲》、陈明显《新中国四十年》、郭彬蔚等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肖效钦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十年》、孙瑞鸢等著《新中国史略》、严凤英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李茂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河南人民出版社的《1949-1989年的中国》四卷本丛书、[美]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82)》、吉林人民出版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与改革史》、当代中国研究所编的多卷本《当代中国》丛书，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薄一波著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下两卷）。薄著是一部带有研究性质的回忆录，查阅和利用了大量的档案资料，绝大部分内容都是第一次公开发表的，特别珍贵，对研究国史有着很大帮助和重要的启示。第二，综合型研究朝辞书或工具书方向倾斜。为了迎接建国四十周年，关于国史研究方面的一大批“辞典”、“手册”、“大事记”相继问世。如廖盖隆主编《新中国编年史》、黄文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辞典》、朱建华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辞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辞典》、倪忠文等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史手册》、冯登岗等编《新中国大事辑要》、刘鲁风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事录》、教育科学出版社的《共和国纪事》、黄道霞等编《中华人民共和国40年大事记(1949-1989)》、翟作君等主编《共和国四十年大事述评》等。第三，重要文献资料大量出版。如中共党史出版社的《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央卷）》；《中国手工业合作化和城镇集体工业的发展》等专题资料集；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多卷本《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现已出版3本；徐鸿武主编《中国社会主义与中国共产党》汇总了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建国40年经济发展的各种统计数字，有极高史料价值；《党的文献》从1987年起开辟了“建国以来党的文献档案专题选载”专栏，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一系列重大事件、重要会议等，基本上以时间先后为序，按专题选载未曾公开发表过的、有重要价值的文献档案，并配合发表有关专题研究文章。此外，还有《十二大以来》、《十三大以来》等重要文献编辑出版。第四，国史研究的专门机构和专业刊物相继建立和创办。如1991年成立了专门从事国史研究的当代中国研究所，1992年底又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这些机构逐渐成为我国国史研究的中心。这一时期，除了中央及各省市创办了四十一种党史刊物外，当代中国研究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还创办了专门研究国史的刊物《当代中国史研究》、《国史研究参考资料》、和《国史研究通讯》等三种刊物。这些刊物的创办为我国国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信息资源和研究阵地。第五，以往数量不多的国史工作者这几年来猛增，加入了大批新生力量，已形成一支相当可观的研究队伍。这一切都是国史研究蓬勃发展的重要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