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胡适不但在白话诗文运动中首举义旗，冲锋陷阵，而且在思想哲学、社会伦理范畴掀起了一股强大的反传统旋风。他的“无后”主义和“不朽”观在强烈地摇撼3000年来封建伦理传统和旧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同时，也为“新文化”及其价值体系注入了深刻的理性内涵与郁勃的现代气息，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1919年3月16日，胡适的长子祖望降生。7月30日胡适写了一首《我的儿子》的诗：“我实在不要儿子，／儿子自己来了。／“无后主义”的招牌，／于今挂不起来了！／譬如树上开花，／花落天然结果。／那里便是你，／那树便是我。／树本无心结子，／我也无恩于你。／但是你既来了，／我不能不养你教你，／那是我对人道的义务，／并不是待你的恩谊。／将来你长大时，／①这是我所期望于你：／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这首诗发表在1919年8月3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33号的文艺栏上。过了几天有一个叫汪长禄的人写了封长信给胡适，对这首诗表达的思想内容提出异议，汪氏认为胡适在诗中把“亲子的关系一方面变成了跛形的义务者，他一方面变成了跛形的权利者”。“照先生的主张，竟把一般做儿子的抬举起来，看做一个‘白吃不回帐’的主顾，那又未免太‘矫枉过正’罢”。汪长禄着重对胡适诗的末二句“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强调做孝子与做堂堂的人是可以统一的，生怕根柢浅薄的青年人盲目崇拜名人名言，割裂甚而对立两者，“肆无忌惮”做起不仁不孝的事来。胡适的回信重申了“父母于子无恩”的观念，犀利地攻击了“孝子”这个概念的荒诞空泛，明确不赞成把“儿子孝顺父母列为一种信条”。并分别就儿子与父母两边的社会功罪上发议论，精神主旨都集中在一点：在社会上——不论儿子与父母——都首先应是一个“堂堂的人”。如果是一个“堕落”的“祸根”，甚或是“军阀派的走狗”、“卖国卖主义”的“一国一世”的大罪人，儿子大可不必爱敬这样的父母，父母也决不要这样的儿子的孝顺。胡适的《我的儿子》诗以及他的答信旨意显然已溢出了家庭伦理的范畴。 我们有必要梳理一下胡适这一伦理——社会范畴的思想观念变革之由来及其发展脉络。 早在留美期间，1914年，胡适就对我国“家族的个人主义”进行过严厉的抨击——为断绝家族成员间变态的依赖性，他提出“无后主义”的新观念：他在1914年9月的一则日记中说道，“吾国家族制度以嗣续为中坚”（孟子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六个流弊：一、“望嗣续之心切，故不以多妻为非”；二、“父母欲早抱孙，故多早婚”；三、“唯其以无后为忧也，故子孙以多为贵，故生产无节”；四、“其所望不欲得女而欲得男，故女子之地位益卑”；五、“父母之望子也，以为养老计也，故谚曰‘生儿防老’，及其既得子矣，既成人矣，父母自视老矣，可以息肩矣，可以坐而待养矣。……其为社会之损失，何可胜算？”六、“父母养子而待养于子，养成一种牢不可拔之倚赖性。”——胡适说：“吾所持‘无后’之说，非欲人人不育子女也，如是则世界人类绝矣。吾欲人人知后之不足重而无后之不足忧。”他特地标举英国著名哲学家培根之两段言论：一、“夫人最大事功为公众而作者，必皆出于不婚或无子之人，其人虽不婚无后，然实已以社会为妻为子矣”（《婚娶与独处论》）；二、“吾人行见最伟大之事功皆出于无子之人耳。其人虽不能以形体传后，然其心思精神则已传矣。故惟无后者乃最能传后者也”（《父子论》）。由培根的“无后”言论胡适联系起中国古籍《左传》中叔孙豹答范宣子的一段话：“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胡适禁不住发挥道：“立德立功立言，皆所谓‘无后之后’也。释迦、孔子、老子、耶稣皆不赖子孙传后，华盛顿无子，而美人尊为国父，则举国皆其子孙也。李白、杜甫、斐伦（拜伦）、邓耐生（丁尼生），其著作皆足传后，有后无后，何所损益乎？” 正是“立德立功立言”的“不朽”，正是“以社会为妻为子”，正是看重“心思精神”之永远传后，胡适认识到只有做一个社会功臣才是不朽传后的最可靠手段，而“社会功臣”的基点就是做一个“堂堂的人”。——首先做成了一个“堂堂的人”，进而做成了一个“社会功臣”，才会有“有后无后何所损益”的境界。这也正是胡适要儿子首先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做我的孝顺儿子的哲学出发点，也正是他在《竞业旬报》时期向世人推荐一个最可靠的儿子——“社会”——逻辑上的必然发展。胡适把这一层思想哲学叫做“三W的不朽主义”。“三W”便是英文中Worth、Work、Words的第一字母，其涵义正落实在“立德、立功、立言”三点之上。 母亲逝世后，胡适悲痛之余，又重新想起了这个哲学问题。他母亲的平生活动从未超出家庭琐屑细事之外，但他的精神上的左右力与人格影响却是伟大的、深久的。胡适想到他父亲对他母亲一生的影响，他母亲对他自己垂久的影响，终于相信，一切事情，极平常的“庸言庸行”也都可能是不朽的，有垂久的巨大影响力。于是他开始觉得“三不朽论”有修正的必要，它原来的涵义至少有三层不足：一、只限于极少数人。“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其在德行功绩言语上的成就，其哲理上的智慧能久久不忘的呢？”“世界上能有几个墨翟、耶稣，几个哥伦布、华盛顿，几个杜甫、陶潜，几个牛顿、达尔文呢？”这“岂不成了一种‘寡头’不朽论吗？”二、没有消极的制裁。“立功可以不朽，有罪恶又怎样呢？”“美德固是不朽的了，但恶德又怎样呢？我们还要再去借重审判日或地狱之火吗？”三、“功德言”的范围太含糊。“怎样的人格方才可算是德，怎样的事业方才可算是功，怎样的著作方才可算是言呢？”“一个人应有多大的成就，才可以得不朽呢？”——胡适认为，积极方面的“立德立功立言”应与消极方面的犯罪作孽、遗臭贻患同样获得“不朽”，“流芳百世”不朽，“遗臭万年”也不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恶”的制裁尤为紧要。以修正“三不朽”说为契机，胡适深思熟虑后提出了他的“社会的不朽论”；‘小我’不是独立存在的，是和无量数‘小我’有直接或间接的交互关系的，是和社会的全体和世界的全体（即“大我”）都有互为影响的关系的，是和社会世界的过去和未来都有因果关系的。……‘小我’是会消灭的，‘大我’是永远不灭的。‘小我’是有死的，‘大我’是永远不死，永远不朽的。‘小我’虽然会死，但是每一个‘小我’的一切作为，一切功德罪恶，一切言语行事，无论大小，无论是非，无论善恶，——都永远留存在那个‘大我’之中。那个‘大我’便是古往今来一切‘小我’的纪功碑、彰善祠、罪状判决书、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的恶谥法。这个‘大我’是永远不朽的。故一切‘小我’的事业、人格、一举一动、一言一笑、一个念头、一场功劳、一桩罪恶，也都永远不朽，这便是社会的不朽，‘大我’的不朽。”（《不朽——我的宗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