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史上冯玉祥一生数易其主,屡屡倒戈,但纵观冯玉祥一生,从倒袁世凯、驱逐张勋、北京政变倒吴佩孚,到北伐挥师中原加入国民革命,其行动几乎同国民革命的脉搏相一致。这固然同冯玉祥自身不断探索(包括其自身利益)相关,但在很大程度上却是孙中山孜孜不倦做了大量工作的结果,而这一曲折生动的内幕至今尚鲜为人知。 基督徒穿针引线:孙中山与冯玉祥的最初联络 冯玉祥出生于1882年,安徽人。当孙中山在1911年领导辛亥革命出任临时大总统时,冯玉祥只是北洋军中的一名队官。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冯玉祥出身贫寒,12岁即入营当兵。清朝末年,在军中受到留学归来的革命党人的影响,思想逐渐同情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在同盟会员白雅雨的推动下发动滦州起义。此后投靠陆建章,屡有升迁,到1914年,冯玉祥已当上旅长。对北洋军阀内部这支力量,孙中山肯定有所注意,因为在1915年袁世凯积极筹备帝制时,孙中山于10月份从广东写了一封信经日本邮寄给在北京传教的教友刘芳牧士(孙中山也是基督教徒),希望刘芳策动与他关系密切的冯玉祥相机倒袁(其时冯玉祥也开始逐渐信仰基督教),信中略云:“听说台端与冯玉祥将军熟稔,请劝其相机在华北起义,革命倒袁。”当刘芳将信给冯玉祥看后,冯表示用不着孙中山关照,遇到机会,他会主动这样做的。1916年,在四川的冯玉祥果然参加了倒袁之役。 1917年,孙中山在南方发动护法运动,段祺瑞决定武力征讨,下令冯玉祥率部南下援闽。但冯部至浦口后,屯兵不进,后来在武穴又通电全国主和。在冯玉祥武穴通电后不久,孙中山于1918年3月4日直接写信给冯,高度赞扬他的这一举动,信中说:“阅报见执事巧电,热忱护法,努力救国,不胜为民国幸。昨冬以降,南来国人,无不盛赞执事为爱国军人模范,……徒以云海揆隔,不能时通声息为歉耳。比者徐君季龙来粤,又详述执事救时苦心,当兹国难方殷,端赖鼎力主持。……濒危之民国国脉,得主持正义如执事者扶持之,俾免于亡,则国民必感伟功于永久矣。”这封信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孙中山直接写给冯玉祥的最早的一封信。 在1918年到1920年期间,冯玉祥率部驻扎常德。由于信奉基督,士兵亦多为教中之人,一时“基督将军”名声鹊起,全国许多有名的基督教徒如徐谦、王正廷、刘芳、马伯援、余日章等经常往返冯军中讲道传教,且都与冯私交甚厚。其中徐谦、王正廷是国民党员,马伯援是老同盟会员,刘芳也是孙中山的教友。实际上他们都在以宗教身份有意识地引导冯玉祥参加革命。孙中山同冯玉祥之间联系因此也得到了加强。1920年,孙中山护法运动失败后,冯玉祥曾给孙中山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中国已濒于危境,真正救中国者只有先生一人,百折不回,再接再厉,无论如何失败,而我行我素,始终如一,此种精神凡谋国者当为之感奋。”并表示“私衷仰慕,已非一日,今欲追随,乞多指示。”孙中山在革命遭受挫折之时收到这一封信,深为欣慰,立即派遣徐谦、钮永健带亲笔信前往冯军慰问并常驻冯军中负责联络。徐谦是冯的教友,且是同乡,曾官至北洋司法部长,钮永健也是基督教徒,他是孙中山护法军政府的参谋次长。孙中山派这两位教徒赴冯军中进行联络,可谓知人善任,同时亦能掩人耳目。 孙中山对冯玉祥“投之以桃” 冯并未“报之以李” 北京政变之前,孙中山对冯玉祥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曾先后派徐谦、钮永健、李石曾、孔祥熙、宋子文、王法勤、丁惟芬等一大批国民党上层骨干分子前往南苑,劝导说服冯玉祥参加国民党,实行中央革命,为此,孙中山曾把自己亲笔手书的《建国大纲》托孔祥熙带到北京赠冯阅读。1923年10月,孙中山加快了同苏联合作的步伐,他甚至准备舍却广东,前往满州里附近,与冯玉祥合作革命。当时,孙中山对马伯援说:“你去问问冯焕章(玉祥)的意思,他有这种计划与决心否,若有,我必舍却广东,到北方去。”孙中山觉得此事重大,让马同徐谦共谋此事,从速进行,并派人给他们活动费数千元,由此可见,孙中山对冯玉祥的期望很大,希望冯能成为国民革命队伍中的一员。 但是,孙中山对冯“投之以桃”,冯并未“报之以李”。相反,这一期间,冯玉祥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缺乏热情,缺乏真正了解,且信心不足。冯对孙的这一态度,在这一期间他的言行中有相当明显的表露。1922年6月,孙中山发表宣言,提出实行兵工制及裁兵的具体计划时,冯却以裁兵的结果必然加剧匪患为由,而加以反对。同年11月,冯玉祥驻兵南苑之后,支持曹锟、吴佩孚“召集旧国会”及“恢复旧法统”。1923年他为曹锟贿选总统、逼走黎元洪立下汗马功劳。同年12月,冯玉祥的妻子刘氏去世,马伯援前往南苑吊丧,同时向冯转达了孙中山准备放弃广东、到北方发动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及联络俄国的计划,但冯听后回答道:“政府的兵力,数倍于吾人,冒险盲动,终必失败,稍待则济,不必急急。我终要革命的,请转语中山先生及季龙。”冯以自己兵力不足为借口,搪塞了孙中山北上革命的建议。北京政变前夕,徐谦数次劝冯参加倒直运动,冯回道:“凡举事宜慎,否则万一失败,则实力消灭,虽欲救国不可得矣!盖余非君比,败则一逃可耳。” 冯玉祥真假革命不明 张继与马伯援打赌磕头 这一时期冯玉祥一心固位和增强自己实力,对待孙中山的南方革命采取表面应付,实则不合作的态度,致使孙中山和许多国民党要人对他渐失信心。在国民党上层中,几乎很少有人认为冯玉祥会同孙中山合作而参加革命,如胡汉民、朱执信、邵力子、张继等。张继甚至同马伯援打赌、以给对方磕两个头为赌注,张继认为冯绝对不会革命。同冯私交甚好、且长期做冯思想工作的徐谦在1923年底也大为失望,当面讥冯为“徒托空言”,两人为讨论“革命”之事曾大骂出口,并一度关系恶化甚至见面不讲话。1923年10月25日,孙中山对马伯援也说:“冯焕章若真革命,必须加入国民党。”马伯援劝道:“请先生勿固执入党之说,而阻天下归心。”孙中山叹道:“段祺端亲口对吾人说过,冯玉祥为人过假,极靠不住,故吾同志中,均怕与彼往来。”由于孙中山对冯的信心下降,故当马伯援致电孙中山拨款援冯参加倒直运动时,孙中山于1924年初托徐谦给马回了一封信,予以婉拒。信是用暗语写的,信的内容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当时孙中山等国民党上层人士对冯玉祥的态度。信中说:“……前得书,已转致前途,并告以经济困难,甚盼有所接济。唯前途亦甚在艰窘中,竟无以应。令二兄(指冯)既未能独立欢迎(指自己在北京独立),又未能办北口之货(指与俄蒙联合),则其经商之识见(指革命之识见)与能力,似皆有所不足,足可缓缓开通之可也。惟前途与人定契约,亦非有商业常识,彼只知冒险,而不知合股公司(指合作革命)如何办法,故与令二兄恐难合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