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发生在五四时期的中国思想界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被史学界多数论者看作是胡适向马克思主义发动的“猖狂进攻”，其实质是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与胡适所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两种敌对思想体系的大搏斗”。这种评价是否客观、准确，笔者认为，对这场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论争有重新认识和思考之必要。 一、是两个敌对思想体系的搏斗，还是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内部的思想分歧？ 列宁曾经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①这就要求我们在评价一种思想和主张时，不能脱离历史事件产生与存在的特定的历史环境，不仅要看到它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而且还要看到它在当时历史环境中的作用。 五四运动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迅猛发展，在这场被胡适称之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中，西方的各种学说，各种思潮如潮水般涌来，“无政府主义者便介绍西洋的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者则介绍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潮；德国留学的哲学家们则介绍康德、黑格尔、斐斯特等一流的德国思想家，……。”②一时间，异说杂陈，论争纷坛，每一种派别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都把自己的思想“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③中国思想界围绕如何改造中国社会这个中心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前景下，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期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当即受到李大钊等人的撰文驳论，由此展开了一场持续近二个月的关于“问题与义”的思想论争。 这场争论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第一，对于当时中国思想界蜂涌而至的各种国外政治思想及学术思潮，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态度。胡适认为：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应该“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而不要只空谈好听的“主义”④，否则，不仅毫无用处，而且十分危险。他说：“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当这种救世主张变成主义之后，“便由具体的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从而也就失去了“主义”应有的真实的含义，“如果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有社会、政治和文化的需要，单会空谈一些外来进口的抽象主义，是毫无用处的”⑤他进一步又说，空谈好听的主义十分危险，因为如果“主义”变成一块招牌，任何人都可以用这一抽象名词来骗人，正象王揖唐也可以自称社会主义来招摇撞骗一样。因此，他奉劝舆论界的同志要“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些纸上的主义”⑥针对胡适这一观点，李大钊一方面“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主义的宣传，也确有被“假冒招牌的危险”，表示”以后誓问实际的方面工作。这是读先生那篇论文后发生的觉悟”⑦。另一方面，李大钊明确指出：问题与主义有着不能截然分开的联系，因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这就需要“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思想主义”，主义与问题之间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主义”的危险，不在主义本身，而主义的空想。不能因为主义存在被假冒的危险，就停止对主义的宣传，相反，为了揭露假冒牌号的主义，“我们越发应该一方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方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⑧。第二，要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究竟应当采用什么方法？是实验主义的局部改良，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对此，胡适从资产阶级立常发，以实验主义为理论基础，主张一点一滴的社会改良，反对“根本解决”的社会革命。他指出，要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必须按三个程序进行：“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然后根据于一生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提出种种医病的丹方”；最后“拣定一种假定的解决，作为解决的方法，并从而证明之”。凡是有价值的主张，都是先经过这三步功夫来的。因此中国的社会问题要从解决“大到总统的极限问题，小到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这样一个一个具体问题入手，进行一点一滴的改良，而高谈社会主义的“根本解决”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⑨很显然，以上论点是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主张有明显的差异。对此，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进行明确驳斥。他说：所谓根本解决“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这个基础一旦得以解决，则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一切法律政治伦理问题都可以随之解决。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没有组织，没有生机，任何改革都难以推行的社会，更“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⑩。 从上述双方的观点，我们可以得出两个方面的认识：其一，尽管胡适在他的自传中宣称由他挑起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是“我和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回合”，但从其文章内容来看，胡适立论的初衷并不是蓄意要反对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而是对当时舆论界所崇尚的以空谈为特点，以“包医百病”为招牌，以贴标签为能事的教条主义危险倾向进行批评。而且，胡适强调研究实际问题，并非反对主义的宣传。他在文章中强调指出，“读者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有了许多学理作材料，见了具体的问题，方能寻出一个解决的方法”(11)。把主义作为解决实际问题的工具，这一观点是与李大钊相一致的。据此，我们难以得出胡适主张的“少谈些‘主义’”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定论。其二，由上可知“问题与主义”之争是围绕如何改造中国这一中心问题展开的。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不同思想的分歧和争论。胡适作为资产阶级思想代表，全盘接受进化论，以实验主义为其独特的思想武器，主张点滴改良主义，反对社会革命；而李大钊则“从一个社会革命的信徒立场出发”(12)，主张以社会革命为手段，“根本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由此可见，是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的指导思想，还是以实验主义为思想武器，就是这场争论的真正分歧所在。但是，应该看到，五四时期这场“问题与主义”的争论是反对封建专制、列强侵略的历史条件下展开的。胡适所倡导的改良主张在当时尽管和中国的实际有不切中之处，但就其目的而言，其矛头主要指向封建主义和反动军阀政府，其初衷是使中国摆脱封建主义的压迫和束缚，走上民主、富强、繁荣的近代工业化道路，再加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时间还不长，故“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实验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影响，明显地胜过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13)，客观上起着反封建的革命作用。对此，李大钊在自己的文章中也特别指出，“在根本解决社会问题的条件具备之前，无论改良还是斗争都是必要的”(14)。并没有简单地用革命来否定改良。因此，就争论的性质而言，我们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简单地把这场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内部两种新思潮关于如何改造中国的正常思想争鸣说成是两个敌对思想体系的搏斗，而应该看作是在如何改造中国，走上昌盛民主之路不同方法的争论。 二、是政治上的“激烈战斗”，还是学术上的平等辩论？ 从50年代“胡适思想批判”运动开始，“问题与主义”之争一直被大陆思想界评论为“实际上是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反对资产阶级反动思潮和第一次公开激烈的战斗”，是两军对垒式的阶级对抗。胡适文章中对“主义”的批评被丑化为“泼妇骂街、唁唁狂吠”的造谣诬蔑；而李大钊在争论中对胡适的驳论又被夸为冷酷严厉的“痛斥”。诚然，如前所述，胡适的改良主义观点是同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不相一致的，其言论中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的指责也不无偏颇。但是，如果我们以历史的观点去阅读、分析这场论争的有关文章，就不难发现无论是李大钊，还是胡适，他们的争论并不是剑拔驽张，敌我相见，而是在相互尊敬的基础上自由平等的讨论问题，既相互辩驳，又相互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