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族救亡的历史呼唤中，自由主义思潮迎面扑来，影响了中国的几代知识分子，启迪过中国的思想界。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曾涌起一座又一座浪峰，却又总是摆脱不了落入低谷的命运。到了40年代，扑朔迷离的时局，似乎透出了一线希望之光，自由主义大潮骤起，却又随着中国政局的日趋明朗而迅速地退下，并最终悄悄地归于无声无息。自由主义思潮的这种潮起潮落，值得我们重新回顾，认真分析。 一、历史的契机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起源于西方，随着西学东渐，逐步传入中国，和着救亡图存的历史主旋律，形成了跌宕起伏的自由主义思潮和自由主义运动。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社会有其内在逻辑发展根据，它制约着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张扬与消弭。40年代中后期，自由主义能以巨大的浪潮席卷中国大地，大有重整河山之势，就是历史为它的勃兴提供了又一契机。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共的严重对峙，是自由主义重新崛起的一个千载难逢的机缘。抗日战争整合了中国的政治力量，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各种政治势力都希冀与国民党政权平分秋色，这就打破了国民党的一统天下。特别是国共双方围绕着建国问题，在军事和政治上展开了尖锐激烈的较量。蒋介石国民党依然要建立一党专政，实行专制独裁，坚持先军队国家化，再政治民主化。共产党主张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先实现政治民主化，再实行军队国家化。双方的主张针锋相对，水火不容，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未卜。这种动荡无序，充满战争火药味的时局，在自由主义者眼里就成了导致多元化政治的前奏，也是他们施展政治抱负的难得良机。他们认为国共双方在短时期内难于一决雌雄，需要一个中间力量从中斡旋，以打破两党拥有武力对峙的局面，推进政治民主化的进程。罗隆基著文说：“中国要防止内战，在我个人看来，唯一办法，只是第三个有力的大政党产生，以缓冲国共两党的武力对峙与冲突，”①就是说国共之间的对立，唯有通过中间力量──第三个有力的政党给予消融，这个中间力量主要就是自由主义人士。他们的设想是，在中国建立一个以中间力量为主体的政府，国共双方都把军队交给政府统一管辖，以化解国共之间以武力为后盾的对立。而“中国民主政治的实现，必然有待于自由主义者的努力”。因为“只有自由主义者，才能始终坚持民主的原则和民主的精神来从事民主运动，解决政治问题。”②可见，危机的时局，似乎给自由主义者闪出了一道实现政治理想的空隙，他们踌躇满志，欲展宏图。 政协会议的召开似乎表明，历史的天平将倾斜于自由主义，其政治理想将会变为政治现实。当内战的乌云密布，和平的大门还未最后关闭，和平尚存一丝希望之际，为了争取和平，在多方人士的努力和促进下，1946年6月，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了。蒋介石在开幕词中宣布了国民党的四项诺言：人民享有各种自由；各党派有合法地位；实行普选：释放政治犯。经过会议内外的激烈斗争，大会通过了《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案》，包括政府组织、施政纲领、军事问题、国民大会、宪法草案等五个议案，决定改组政府，和平建国；修改宪法，建立宪政。在军队国家化的政治民主化这两个问题上，国共双方都作了原则上的让步。从总体上看，政协的一系列决议，似接近于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民盟政纲。罗隆基是这样评价政协的：“共产党的主张多，蒋介石的苦恼大，民主同盟的前途好。”③这对自由主义者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他们兴致勃勃地卷入到政治漩涡之中，期望着对中国政局的发展施加影响。自由主义者既自信又亢奋，他们相信，政协会议的召开，已在中国辅设了他们的理想之路，这条路必然会有光明的前途。 战后，美国对中国自由主义的声援，强化了他们作为一股政治势力来左右中国政局的愿望。自由主义的再度兴起显然得到了美国的同情。这不仅因为自由主义者的主张基本上是来源于英美自由主义的理论，它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是与美国合拍的，而且美国政府也看到了自由主义者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有着一种无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美国政府出于全球战略的需要，在中国实行的却是扶蒋反共的政策。为了维护蒋政权，给其打强心针，它曾要求蒋介石政权改组一党政府，容纳更多的自由主义分子，使政权的基础趋于广泛。美国为此也做过努力，如迫使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促成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调停国共军事冲突，主张和平建国，吸收各党派代表和无党派人士参加国民党政府等。马歇尔来华调停失败后，在离华声明中还强调今后中国的政治应由“自由分子”来领导，暗示美国将支持自由主义者所领导的中国政府。美国政府对中国自由主义者暗送秋波，犹如给他们注射了一针兴奋剂，进一步促进了自由主义大潮的汇聚。 自由主义者对国民党“厌”，对共产党“怕”的心理，迫使他们为实现自己的主张，紧紧抓住历史提供给他们的那怕是一种较为渺茫的希望。抗战期间，为了民族的救亡大业，自由主义者不惜以降格的心态屈从国民党。可是，国民党政府却以其行政无能和政治腐败丧失了社会的权威，专制独裁统治导致了政治上更加暴戾、腐朽与黑暗，经济上的负增长。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收大员的贪得无厌更使国民党的威信一落千丈。这一切使国民党及其政府人心丧尽，自由主义者对国民党的“厌”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他们认为，一个腐败无能的政党，一个无自由民主可言的政府，必将为中国现代化的浪潮所吞没。与此同时，自由主义者对共产党怀着恐惧心理，他们反对激进的社会革命，认为“共产主义与18世纪的人权运动或中国传统的人文主义根本是势不两立的。共产党好以民主为口头禅，在未掌握政权之先，他们大声疾呼的让言论自由，实际上他们不过利用民主的机构去打倒民主。国际的共产主义与中国的共产党都是全能主义。”④在自由主义者的眼光里，“共产主义同法西斯主义一样地属于全能主义，同样的不可饶恕”⑤这是自由主义者对共产党的误解。这种对国民党“厌”和对共产党“怕”的两种情绪揉杂在一起，更加深了他们实现自己政治主张的紧迫感，他们不愿意轻易地放弃历史为他们搭好的戏台，他们要充当历史舞台上当之无愧的主角。 可见，抗战胜利后，自由主义的声音重新回响，是由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决定的。自由主义者及时地抓住了历史所提供的机遇，试图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迫切要求中国的政治按照自己的理念运行。很明显，这一时期的自由主义主要是政治自由主义。它在20世纪40年代写下了引人注目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