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各民族国家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一方面，具体民族国家的发展制约于由各民族国家的相互作用形成的世界格局；另一方面，具体民族国家特别是在世界格局中具有特定地位、在国际事务中起特定作用的民族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对形成新的世界格局和人类发展的趋向产生重大影响。邓小平同志思维取向的特色之一，就是在立足国情的同时对世情有清醒的意识，即具有宽阔的世界眼光。 一 邓小平同志指出：“过去我们过多地认为世界大战很快就要打起来，忽视发展生产力，忽视经济建设，现在根据新的观察，新的分析”，认为“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一九七八年我们制定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方针，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上的”①。因此，邓小平同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思想的形成，不仅基于对我国过去几十年来社会主义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而且源于他对世界形势的科学判断。 邓小平同志认为，世界各国中，只有苏美两国有资格打世界大战，但是，它们的扩军备战，特别是核武器的发展，其结果是：一方面，它们“都有毁灭对手的力量”，“现在有核武器，一旦发生战争，核武器就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损失”，它们自己当然也难幸免于难。所以，在核战争中没有胜利者，“谁也不敢先动手”；另一方面，它们的核力量和常规力量处于相对平衡状态，谁对谁都不占优势，虽然它们都曾作过称霸世界的战略部署，但它们之间的相互抗衡使各自“都受到挫折，都没有成功，因此都不敢动”②。因此，在邓小平的世界眼光中，导致战争的因素（如争霸动机和强大的军事力量）由于称霸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而成为抑制战争的因素。就和平因素而言，邓小平同志认为，一切反对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力量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这些不同的和平力量产生于各民族国家的相互作用之中。和平的力量首先是第三世界。早期资本世界市场化的过程。也就是不发达国家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过程，“广大发展中国家，长期遭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这些国家受的压迫最深，反对压迫、谋求解放和发展的要求最为强烈”，它们需要和平，“今天都面临着反对新老殖民主义和大国霸权主义，发展民族经济，建立各自国家的共同任务”。因而它们是“反对霸权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主力”③。早在1974邓小平同志就认为，和平力量也来自苏美以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这些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着这个或那个超级大国的控制、威胁或欺负”，有的“实际上被超级大国置于附庸的地位”。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摆脱超级大国的奴役或控制，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的要求”④。欧洲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和主要战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一分为二，分别隶属于两大政治集团，成为苏美两国的战略中心，是双方争夺的重点，所以邓小平同志在1987年指出，“欧洲是决定和平与战争的关键地区”，但是由于“欧洲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新的“战争一旦打起来，首先受害的将是欧洲”；同时，欧洲各国“都需要发展”，要发展就需要有一个和平的环境，所以“西欧和东欧都是维护和平的力量”⑤。邓小平同志认为，避免世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伴随着全球科学技术的浪潮，世界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技术方面的竞争和经济力量的总体水平的较量越来越具有决定性意义，“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的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⑥。不同国家之间在贸易、投资、信贷方面既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但又千丝万缕地联系地一起。当代的各国都不可能独立地解决进一步发展经济的全部问题，国际间的合作互惠正在加速发展，再生产的国际化程度日益加深，资本、生产、贸易相互交叉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经济衰荣休戚相关，而且一国的经济越发展，对外的依赖关系越强烈，处于这种相互联系中的国家，如果相互之间发生大规模战争，各方的经济都将崩溃，从而都不敢贸然把经济发展建立在对竞争对手的战争上。 所以，“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根据对世界大势的这些分析，以及对我们周围环境的分析，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想法。”“只要坚持这样的判断和这样的政策（指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外交政策——引者），我们就能放胆地一心一意地好好地搞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⑦ 邓小平同志进一步分析了与和平这一时代主题相应的发展问题，认为当代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发展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人们都在讲南北问题很突出，我看这个问题就是发展问题。……国际社会虽然提出要解决南北问题，但讲了多少年了，南北之间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并且越来越大”⑧。据世界银行统计，1950年低收入国家和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比值为1:24.3，而到1990年这一比值增加到1:54.6。90年代初，发展中国家的外债总额已达1.34万亿美元，相当于年国民生产总值的44%，出口收入的170%。战后以来，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不断加强和提高，但是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却与之相差甚远，而长期的贫困落后和由此造成的严重的对外依赖，直接威胁着这些国家的政治独立。对此，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一个国家要取得真正的政治独立，必须努力摆脱贫困”。因此，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加速经济发展的艰巨任务，“第三世界国家应当利用这段时间（指目前所处的和平时期——引者）发展经济，逐渐摆脱贫困落后状况”⑨。 在各民族国家日益相互作用的世情中，邓小平同志认为加速经济发展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的头等大事，也是发达国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战后的新技术革命浪潮的推动下，发达国家曾一度出现过经济调整发展的“黄金时期”，但是70年代中期以来，它们的经济发展遇到了严重困难。1965-1973年，发达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4.7%，1973-1980年降为2.8%，1981-1985年为2.2%，80年代末90年初则处于“温和的衰退”期，1990-1992年连续3年徘徊在1%上下。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发展速度问题，再发展问题。”⑩而这个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对此，邓小平同志作了精辟的分析：发达国家的资本要找出路，贸易要找出路，市场要找出路，不解决这个问题，它们的发展总是要受到限制的；南方得有到适当的发展，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因为现在世界上总人口四分之三的地区是发展中国家，还谈不上是重要市场，而世界市场的扩大如果只在发达国家中兜圈子，那是很有限度的。总之，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发达国家的继续发展是难以建筑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的“继续贫困的基础上”的，南北贫富悬殊“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所以，“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会明了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