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6月，《应对武力攻击事态法案》、《自卫队法修正案》和《安全保障会议设置 法修正案》等三个“有事法制”相关法案在日本国会获得通过。这一事态是对日本“和 平宪法”的又一重大突破，预示着业已走出国门的自卫队今后的行动限制将进一步减少 ，象征着日本战时立法体制的建立已接近完成，标志着日本战后一直标榜的“专守防卫 ”原则将被束之高阁。 一、新法案涉及的要点 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的解释，制定和修改此次三个法案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法律 的形式，“确立旨在应对针对日本的武力攻击事态的基本理念和态势，以及为确保自卫 队行动的顺利进行所必要的措施等”(注：防卫厅防卫研究所编《东アジア战略概观200 3》、财务省印刷局发行、244页、241页、244页、241页。)，以期建立“国家应对紧急 事态的危机管理体制”(注：防卫厅防卫研究所编《东アジア战略概观2003》、财务省 印刷局发行、244页、241页、244页、241页。)。上述“有事法制”相关三法案所涉及 的内容要点是： 1.界定了武力攻击“事态”的样态。《应对武力攻击事态法》可以说是日本“‘有事 法制’的基本法”(注：防卫厅防卫研究所编《东アジア战略概观2003》、财务省印刷 局发行、244页、241页、244页、241页。)，根据其界定，无论是日本受到现实已发生 的“外来武力攻击”时，还是在“有可能受到武力攻击”或“事态紧迫，可以预测将受 到武力攻击”时，均可出动自卫队进行防卫作战。也就是说，日本不仅可以根据业已发 生的客观事实，亦可根据其单方面的主观判断，对“可能”或“预料”的尚未发生的“ 事态”对象“发动自卫权”，从而为日后实施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埋下了伏笔。 2.增强了首相的军事决策权和最高指挥权。《应对武力攻击事态法》规定，一般情况 下，政府在内阁会议上认定武力攻击事态并决定由首相下达“防卫出动”命令后，必须 立即征得国会的承认。但若情况特别紧急时，则可不必事先征得国会的承认，而由首相 直接下达“防卫出动”命令。此外，为确保应对措施顺利、有效的实施，政府将新设以 首相为本部长的“应对武力攻击事态对策本部”，并授予首相能够对地方自治体发布具 体行政指示和代其执行的权力。这就是说，特殊情况下，首相不仅可先斩后奏，越过国 会直接向自卫队下达出击命令，而且也可直接指示和强制地方政府或公共团体执行与军 事活动有关的事项。 3.强化了“安全保障会议”。根据修改后的《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的规定，该安全 保障会议的成员中新增加总务相、经济产业相和国土交通相等三位大臣，并将设立辅佐 该会议的以内阁官房长官为委员长的“事态应对专门委员会”，以加强战时政府部门之 间的相互协调，增强安全保障会议的职能。 4.赋予自卫队以战时特殊法权。修改后的《自卫队法》规定，为确保军事行动的顺利 进行，自卫队在“防卫出动”时，可不受其他法令的限制而采取特别的措施，如可在公 园、海岸等它认为有必要的地方修筑防御工事，可强行征用私有土地和改变私有建筑物 的形状等。该法还规定：对于违抗者，可施以惩罚。 二、“有事法制”出台的背景 日本的“有事法制”从研究、准备到出台，整整经历了27个年头。起草几纸律文，对 于精明的日本人来说并非难事，但其何以如此“难产”?而日本的当政者又何以对此孜 孜以求，锲而不舍?个中有着极其深刻的背景。 (一)政治环境的变化 日本“有事法制”的进程，是随着其国内外政治环境和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概括起 来，从酝酿到出台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1.“水下操作”阶段：日本对于“有事法制”的思考，始于20世纪70年代。1977年， 时任首相的福田赳夫就接受了防卫厅的建议，同意着手有关“有事法制”的研究和准备 ，试图建立“有事法制”，以便为日本发展军力创造法律环境。但负有前科的日本当时 因顾及国内外舆论的压力，尤其是国内的强大“不战”政治力量和广大国民的强烈反对 ，所以，至80年代末，对于“有事法制”有心无胆的日本有关当局，只好一直在“水下 操作”。 2.“浮出水面”阶段：进入90年代后，“泡沫经济”的突然崩溃和“1955年体制”的 土崩瓦解，暴露了战后日本社会模式的种种弊端。由此引发的政党重组、人心思变，导 致了政治的“整体右倾化”和民族主义思潮的泛滥，从而使“革保势力均衡”的政治形 势发生逆转。这种“革弱保强”的政局变化和海湾战争的突然爆发，为1992年被称作“ 海外派兵法”的《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简称“PKO法”)在国会强行通过提供 了机会和条件。尤其是1997年与美国发表了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后，日本开始为建 立“有事法制”加紧制造舆论，并通过当年的防卫白皮书正式指出其“必要性”，(注 ：日本政府于1997年发表的《防卫白皮书》指出，亚太地区“依然拥有大规模军事力量 ”，日本有必要独自建立“足以对付一切事态的各种功能”。)从而使日本对“有事法 制”的操作逐步“浮出水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