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行动的难题与制衡霸权

      在国际政治中，一个重大的理论与实践课题是，国家如何应对某一国权力的急剧增长 以及由此而引发的霸权企图。到目前为止，均势理论(balance of power theory)基本 上垄断着对这一问题解答的话语霸权。不管是传统的均势理论，还是以“简洁、优雅” (parsimonious and elegant)著称的结构现实主义均势理论都认为，国家在遇到它国权 力的急剧增长或称霸图谋时，必然会奉行均势政策，挫败该国的霸权企图，恢复体系的 均势。爱德华·古力克(Edward Vose Gulick)在他那本堪称均势研究的经典之作中指出 ，在一个每个国家只能管理本国的国家体系中，制衡他国的霸权企图是一种广泛的、每 个政治家合乎逻辑的行为反应。(注：Edward Vose Gulick,Europe's Classical

      Balance of Power:A Case History of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One of the

      Great Concepts of European Statecraft,W.W.Norton & Company,1967,pp.297-299.) 结构现实主义大师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N.Waltz)也指出，在无政府状态下，国际 政治的一个根本特征是，每当某一国具有霸权企图或其权力增长可能危及整个体系的稳 定时，其它国家就会单独或联手制衡(balancing)该国的霸权野心或权力增长，恢复被 破坏的权力平衡，其结果是国际政治中的均势(balance of power)一再出现。(注：

      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McGraw-Hill,Inc,1979,pp.120 -128.)

      然而，翻开国际关系的历史，我们发现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无论是古代抑或是现 代，不制衡乃至追随(bandwagoning)霸权觊觎者的例子俯拾皆是。均势理论对这些重要 的历史史实的解释要么语焉不详，要么干脆避而不答。(注：Anthony Alexander Loh,“A Stripped-Down Conception of Hegemony,”Working Paper Series 99-10,August 1999,Weatherhea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Harvard University.)也因 此，均势理论(特别是沃尔兹的均势理论)受到了学者广泛的批评与挑战。那么，为什么 至少对体系中大多数国家都有利的制衡行为难以有效发生呢?为什么有些国家甚至还会 追随霸权觊觎者呢?本文借助集体行动的理论，试图对这一问题加以阐释。

      一、公共物品、囚徒困境与集体行动的难题

      在涉及集体行动的文献中，传统的经济学乃至政治学理论都认为，在一个由共同利益 组成的集团中，理性的、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体会理所当然地为集体的或共同的利益服务 ，即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是一致的。然而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对这 种观点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个体的理性并不必然导致集体的理性。他指出，“除非一个 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他们的共同利益行 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 (注：[美]曼瑟尔·奥尔森著，陈郁等译：《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2003年版，第2页。)他还进一步指出，即使在集体物品的提供相对有效的小集团中， 所提供的集体物品也远非是最优的，“在小集团中存在着只能提供低于最优水平的集体 物品的倾向”。(注：[美]曼瑟尔·奥尔森著，陈郁等译：《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5页。)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奥尔森指出，这主要归因于公共物品(或曰集体物品

      public/collective goods)的性质。所谓公共物品，简单地说，就是指集团中的任何人 都能消费的物品。从这一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公共物品实际上具有两种属性：

      (1)消费的非排他性(nonexclusiveness)。

      (2)供给的相联性(jointness of supply)。

      公共物品的这两大属性造成了集体行动的难题，给个体的“搭便车”(free-riding)行 为提供了刺激和动机，并最终导致公共物品的无法供给或供应不足。既然公共物品一旦 生产出来就“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地为集团中的每一个成员所共享，这样，一方面， 集团成员会认为自己即使不付费也能消费公共物品，从而大大削弱个体为生产公共物品 付费的动机，鼓励了“搭便车”行为；另一方面，个体会担心自己在生产公共物品时， 他人会“搭便车”、坐享其成，从而自己成为他人“剥削”的对象。无论是哪一方面都 大大削弱了个体为生产公共物品付费的动机。在成员众多的大集团中，情况更是如此。 在大集团中，由于每个个体的贡献对公共物品的供给并无显著影响，甚至是微不足道的 ，因而会产生“有我没我并无多大差别”的思想。(注：苏长和著：《全球公共问题与 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而且，随 着成员的增多，增进集团利益的人从集团总收益中获得的份额就越小，有利于集团的行 动得到的报酬就越少，从而大大降低了为公共物品生产或付费的动机。最后，在大集团 中，每个个体都是一个潜在的“搭便车者”，都担心自己成为他人的搭车对象，从而占 优的选择是不为集体物品付费或少为集体物品付费。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公共物品无法 被提供出来或处于供应不足的状态。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在国际层面，这类集体行动的 困境比比皆是。小到一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反盗版问题，大到全球环境保护以及集体安 全问题，都曾经遭遇过或正在面临着集体行动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