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后英国政党政治的两次共识 共识政治是指在战后英国政治发展过程中，轮流执政的保守党和工党，在某一时期，双方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差距缩小，根本政策取向呈现基本一致，在施政方针，政策措施等方面表现出广泛的趋同，从而形成两党间的共识政治。战后英国两次共识政治——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共识——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主要政党——保守党和工党——都广泛接受某种占优势的意识形态和现存的政治治理框架，即使它们认为有必要对其进行改革或改变，但是，如果这种意识形态和政治治理框架能够增加执政机会或者暂时没有替代方案，那么两党便会接受这种框架和意识形态。 具体而言，两党之所以选择接受某种现存的政治框架和意识形态，原因之一是因为在目前的政治环境下缺乏对这一政治框架的替代，之二是因为在这种政治框架下所进行的政策选择被政党认为是合理可行的。战后30年间两党社会民主主义共识的形成是保守党发生左倾，接受工党思想以及政治治理框架的结果，20世纪80、90年代两党新自由主义共识的形成是工党发生右倾，接受保守党思想及政治治理框架的结果。 战后30年间工党社会民主主义运行的成功以及保守党历来主张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在经济危机中所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端，使保守党在经济事务管理中被迫放弃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观，接受了以工党修正主义为基础的社会民主主义，从而使“1945年以后，无论哪一个党在台上，实际都是工党在执政，一种抵消的力量促使政党转向所有中间地带，政党冲突得以妥协，意识形态被边缘化了。这种中间地带并非反映了意识形态的缺乏，而是反映了对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偏爱，它控制了政治行为者的行为，这在对政策的选择和目标的认同上可以表现出来”。[1](P141) 在有关政策、体制和执政方式上，两大党存在着广泛程度的共识。在经济领域，“‘从4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英国大多数政治阶层都心照不宣地奉行一种统治哲学’，这一哲学在战后的政治环境中表现出来。它成形于一种半集体主义的国家观，以国家对经济大规模的控制、充分就业的承诺、混合经济和福利国家为主要内容，政府的态度以接受国家干预为主要特征”。[1](P139)在政治领域，两党都接受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都赞同国家机构用一种平稳过渡和中立的方式寻求对政策的实施。为加强英国自由民主的体制，工会被并入执政圈子，成为与资方代表合法的合作者，工会与资方间的讨价还价以及同竞争性利益集团的相互协商妥协是这一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政治风格。在外交领域，两大党均认为“英国同美国的特殊关系以及高的国防开支，有助于维护和平与稳定。苏联的入侵仍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因此，非联盟的政策以及对军费开支的削减注定会损害彼此的安全”。[2](P19)“实质上，在整个50、60年代，英国所有的政党都在一种社会民主主义中共存，无论政府大臣是工党人还是保守党人，他们都把自己看做是国家现代化的一种工具。”[1](P142) 同样，70年代社会民主主义共识模式遭遇困境以及新自由主义在80、90年代的“如日中天”，也使工党不得不接受了保守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治理框架，尤其是在所有制问题上，工党发现撒切尔和梅杰政府的政治日程已经界定了工党的选择范围，它既不能也不愿意抵制私有化这一不可抗拒的力量，现实使工党不得不承认修正主义的局限性：“修正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生命力是建立在凯恩斯主义培育经济增长和保持充分就业的基础之上的——经济的增长可以提供资源以支撑不断扩张的社会福利，并在不给高收入人增加额外负担时，通过再分配以促进更大程度的平等。”[3](P6)一旦由于受外部影响或其他原因，经济的发展出现停滞，国家不能起到修正主义者所设想的财富再分配的中间人的作用，或者无法履行管理经济的职能，失业、通货膨胀、福利国家的开支成了难以解决的问题，修正主义者追求的社会平等、公平分配、充分就业、福利国家也就失去了基础。 因此，工党接受了这一观点，即“在一个资本高速流动和金融自由化的年代，简而言之是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没有对新自由主义的替代方案”。[4](P136)1995年，布莱尔修改党章第四条款，放弃公有制的目标、国有化的承诺及传统上主张用中央集权的经济统制去解决市场经济问题的观点。 工党对私有化进程的认同，象征着英国政治气候的变化。在此基础上，在其他领域中工党均出现与保守党的趋同，大致归纳为以下六个方面[5](P33—34)：(1)现代政治活动的哲学背景是个人自由而不是社会正义或平等；(2)现代经济必须建立在资本主义标准、市场实践和消费选择上；(3)混合经济、私营企业是合理的；(4)重新恢复工会在70年代所享有的地位和权力是不合适的；(5)国家对公共福利特别是健康和教育负有责任，但是要改变福利的运作方式；(6)接受宏观经济受到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经济的限制。这样，在自由市场经济、对福利国家的激进改革、政府同工会的关系以及在社会政策上执行保守党的道德主义等根本问题上，工党普遍向保守党趋同，因此有人说：“我们所有人都相信责任标准和道德，所有人都有一种新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纲领。”[6](P182) “可能没有替代方案”使得寻求执政的政党不得不接受现存的政治治理框架，在政治目标的认同及政策方法的选择上作出相应改变。由于现存的政治框架限定了政党一系列政策选择，这一系列政策选择被政党认为在行政上是行得通的，在经济和政治上是可接受的，因此，政党会广泛接受或支持一系列他们认定是不可改变的并且是可行的政治行为选择，这使政党在根本政策上呈现出某种共性，为共识政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