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罗伯特·普特南提出双层次博弈理论并不是新近的事，(注：罗伯特·D·普特南最早在《国际组织》1988年夏季号上发表了《外交和国内政治：双层次博弈的逻辑》一文。该文在公开发表之前曾经在美国政治学协会1986年的年会上宣读过。)但是它在国内学者进行的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研究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事实上，无论从对外交决策的解释力来说，还是从促进对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互动研究而言，双层次博弈理论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本文试图对这个理论的源起、内在逻辑和应用限度作出分析或评价。 一、理论起源 层次分析法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重要方法。它假定某一个层次或某几个层次上的因素会导致某种国际事件或国际行为，从而为国际关系的研究者提供了一种建立变量之间关系的工具，使得国际关系的研究更具有科学性。(注：秦亚青：“层次分析法与国际关系研究”，《欧洲》，1998年第3期，第5页。)国际关系学者在运用层次分析法时通常区分为国际体系和国家两个层次。但是国际关系研究者更强调使用单一的分析层次，尤其是国际体系层面的分析。罗伯特·基欧汉即认为国际层面的解释应该充当任何分析的“第一刀”。(注：RobertO.Keohane,“TheoryofWorldPolitics:StructuralRealismandBeyond”,inRobertO.Keohane,ed.,Neo-RealismandItsCritics,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6,P.165.)从另一方面看，尽管国际关系理论家强调国际体系层面分析的优先性，他们实际上还是避免作出非常严格的假定。因此，很多国际体系理论往往也承认国内政治的影响和作用。(注：例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大师摩根索就指出：“国民性和国民士气特别难于合理地预测，而且它们对一国能在国际政治中起多大的作用尤其是具有持久性的，往往是决定性的影响。”参见《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174页。华尔兹在对战争根源的三层次的探讨中，其中一个层次就试图考察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构成。参见《人，国家与战争——一种理论的分析》，倪世雄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国际政治经济的研究领域也运用了结合国内因素和国际关系理论的方法。自由主义的相互依赖理论也往往把国内因素作为发挥重要作用的“剩余变量”。)这种使国内政治服务于国际政治研究的方法得到许多研究者的支持。因为它能够使得国际体系理论在被用于分析时具有优先性，同时又能够使国内政治作为独立的但显然是次要的影响因素进入分析过程。 国际关系的体系理论家，无论从事安全领域的研究，还是进行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研究，都面临着以下的困境：首先，如果他们要运用纯粹的国际体系层面的分析方法，就不得不把理论主要限制在严格的假设能够成立的领域(其中最重要的是国家作为“弹子球”的假设)。但是，如果国际体系理论完全排除国内因素，这虽然有助于体系理论实现其科学简约的目的以及建立宏大理论的需要，但是这将削弱这种理论的综合性和解释力。其次，如果国际关系的体系理论家考虑到国内政治和社会进程对国家利益的形成和对国家对外行为的表现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试图通过系统的方式把国内政治融合进国际体系层面的研究途径的话，将破坏国际体系理论的简洁性。(注：AndrewMoravcsik,“Introduction:IntegratingInternationalandDomesticTheoriesofInternationalBargaining”,inPeterB.Evans,HaroldK.Jacobson,RobertD.Putnamed.,Double-EdgedDiplomacy:InternationalBargainingandDomesticPolitics,California: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3,pp.8-9.)此外，如果考虑国内因素，则无法确定一个可以类比的体系单位。因此，要想令人满意地解释国际事务，尽管体系理论所强调的因素是必要的，但是这些具有严格假设的理论的适用范围是有限的，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释很多国际现象或者行为。 与国际关系的体系理论不同，国内层面的解释则从国家自身寻找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尤其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外交政策的研究强调影响外交的国内因素。第一类因素集中在国内政治、经济体制和文化传统，占优势的意识形态和信仰系统等，这些是基本的，相对稳定的因素。第二类内部的因素集中在各种次国家行为体对决策的影响。以美国为例：这包括政治领导者、官僚组织、立法机构、政治党派、利益团体、非政府组织和公众等。但是这些研究的变化通常是体现在所确立的国内影响因素的不同上。这使得外交政策看起来似乎有时是由国会所左右，有时则受到利益集团的牵涉，在另一种情况下又受到非政府组织的影响，从而难以建立起有效的分析框架。而相对全面的研究则不过是开列出可能影响外交决策的尽可能多的要素，但是既不能确定哪一种因素更为重要，也难以判定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