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际社会的形成和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现代意义上的话语权的主体已由一般的 公民、社会组织扩展到民族国家等，充分平等的话语交流是构建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和 促进国际社会民主进步的必要条件。 一、话语权问题及其批评角度 话语，是一种关于语言传达和交流的社会实践活动，它借助于语言、含义、符号等形 式在言说者和受话人之间进行意义交流。从话语的角度研究国际社会的权力斗争，主要 源自于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它们通过对现当代文论的批判，逐步揭示出权力 与语言知识的密切联系，从而超越了传统的研究重点和范畴，由认识领域而进入语言分 析领域，并对8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使“国际关系处于认识 论方面的反思”(注：James Der.Derian,“Philosophical Traditions inInternational Relations”,Mill enniu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17,No .2,1988.转引自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 4页。)。 传统上，人们对于作为话语主要载体的语言，要么从社会政治权利的角度来谈论，如 言论自由等；要么从纯技术的角度进行研究，如语言学。后殖民主义理论认为，语言不 仅是人们进行交流的主要工具，而且体现了一种权力结构，强调通过对文本——一切渗 透着人的活动和价值的事物或作品，包括所有的文字资料——的分析来研究权力支配关 系。后现代主义认识到观念、知识、再现和意识形态等话语在社会及权力组成方面具有 重要的作用，指出权力政治的现实始终是由文本和一定的再现方式所构成的。在这些思 想中，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是其核心话题，使得话语权分析由显在的具体的权力运 作方式深入到隐秘的一般的权力运作方式。 早期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家主要是从显在的统治手段来分析话语权力。葛兰西将现代社 会中权力的运作分为两种：即暴力性的统治方式和较温和的文化控制。他认为，随着人 类历史的不断发展，国家结构中的意识形态及文化领导权会愈益强化，经济和政治利益 的冲突往往通过文化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表现出来。(注：段忠桥主编：《当代国外社 会思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0页。)而统治者对文化和思想观念的控 制，不是通过外在强制而是通过教育、舆论和精英共识等方式促使被统治者的自觉认同 和效仿来实现的。正如马克思所看到的，“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个人 ，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 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1页。)，由此而丧失社会压迫的意识，最终沦 为其统治的附庸。法农(Frantz Fanon)注意到，殖民者的语言包含着殖民主义的价值观 ，它制约了殖民地土著对自我的表达，促成了其文化的自卑和自毁情结，“殖民主义是 在种族和文化优越感与文化霸权掠夺的掩盖下出现的，为现代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 利益服务的文化心理压迫模式”(注：王岳川主编：《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 ，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页。)。 福柯进一步发现，任何一种话语都是“我们施加于各种事物的暴力”，权力和知识之 间存在着相互连接关系。话语不但意味着一种言说方式，而且意味着对言说者地位和权 力的隐蔽性认同。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使人们对文化权力的分析从具体的操作层 面深入到语义分析的领域，进一步看到了语言与权力的密切联系。“福柯以话语作为切 入点，进而发现话语的真理和权利的栖息之所不在于被谈论什么，而在于谁谈论它和它 是怎样被谈论的。”(注：萧俊明：“文化的困惑——关于文明冲突论的断想”，《国 外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第3页。) 从政治方面来看，“谁在说”是一个代表性的问题，“怎样说”是一个思维和表达的 问题。因此，话语权实际包括两个方面：从外在形式来看，它意味着每一个主体都有权 由自己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意志和要求，除非自愿委托，是不能由别人代替的；从内在 内容来看，每一主体都能独立地以自己的方式进行思维和表达。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前 者是后者的具体表现形式。只有在二者都受到法律的规定和保护的前提下，个体才有资 格和热情参与政治，从而形成和维护一个更具公正合理的秩序，促进社会的民主进步。 由于思想和言论自由对社会发展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所以人们不仅把它当作一种信念 ，而且把这种信念用法律的形式加以确认和保障，并扩展到国际社会。《世界人权宣言 》宣称，人人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坚持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 通过任何媒介和不分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信息和思想的自由。《宣言》同时也承认了 殖民地人民拥有用其传统语言解释普遍道德的权利。 对于许多现代国家来讲，其法律条文已确认了言论自由的权利，但从实践中来看，这 种权利大多还停留在社会生活层面的“有权利说”(The right to speak)上。“在现代 国家的场景中，至关重要的是，不同群体以话语方式形成表达其利益的政策或方案的能 力，并在公共领域中开辟出宣扬这些政策或方案的能力”。(注：[英]安东尼·吉登斯 著，胡宗泽等译：《民族—国家与暴力》，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55页。)因此， 作为一种现代社会政治权利，仅仅“有权利说”是不够的，还必须能够在公共政策的制 定中“被倾听”得到。因此，随着实践和理论的发展，其表述进一步完善为“有权利说 且被倾听”(The right to speak and to be heard)。这就不仅需要在理论上更需要在 制度安排和机制运行中得到确实体现。莱奥塔德(J.F.Lyotard)指出，发言权本身是最 基本的权利。通过说话、演讲及其他发言形式，人类可以达成共识，建立共同体的契约 。而现存的体制在宪法和国际法原则中虽然承认不同性别，种族，肤色和阶级的平等说 话权利，实际上并没有为他们的“发言权”提供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法律的实际 有效保证。他认为，只有当文明成为用权力形式保障的承诺时，进步才具有普遍的意义 。(注：王逸舟主编：《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第67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