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教民族主义与印巴关系

      在九一一事件后有利于改善国家关系的国际形势下，印巴两国反而进一步走向了对峙。印度认为，造成此种局面的原因是巴基斯坦长期支持跨境恐怖行动（尤其是在克什米尔地区），使得印度损失和牺牲惨重，特别是2001年12月发生的袭击印度议会事件，更使得印度忍无可忍。由于巴基斯坦的某些部族和极端组织与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有着密切的关系，甚至与本·拉登的“基地组织”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印巴紧张局面的责任主要在巴方的观点就显得更有说服力。美国、俄罗斯等大国在调停印巴冲突的过程中，一再呼吁穆沙拉夫总统采取实际行动打击巴基斯坦国内伊斯兰恐怖组织，似乎证明国际社会也认同这一观点。

      本文尝试从另一个视角，即从印度教民族主义对印度政治社会和印巴关系的影响的角度观察印巴关系，说明在印巴双方互动中，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恶性发展扮演了促使印巴关系进一步恶化的角色。笔者并不否认巴基斯坦国内伊斯兰极端主义也对印巴关系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但此问题当另文探讨。

      印度民族主义催生了印度人的反巴情绪

      从80年代开始，印度逐渐进入了一个政治“断层期”，主要表现在印度独立以来一直奉行的世俗主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不结盟等一系列政治经济外交主张受到普遍怀疑和批判。至90年代中期，印度在政治上进入了一个不稳定的联合政府时期，在经济上进入了一个进一步开放受阻的时期。政府不断更迭和经济改革放缓与冷战结束后提高印度的国际地位的雄心壮志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允诺给印度带来新面貌的政党——印度人民党，作为一个由印度教复兴运动和印度教极端势力推动而快速崛起的政党，于1998年上台执政。

      从印巴关系的角度说，1947年印巴分治以后，巴基斯坦在印度人的眼里就是印度的主要威胁。尼赫鲁时期印度在外交领域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使巴基斯坦处于较为孤立的地位；英迪拉·甘地执政期间，东部巴基斯坦（即现孟加拉国）从巴基斯坦分裂出去。这些都满足了印度民族主义者的感情。90年代后，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和印度其他地区的跨境恐怖主义活动（普遍怀疑一些印度穆斯林参与其中）支持了恐怖来自巴基斯坦的看法。随着印度倾向于以更激烈的方式进行还击，声称代表此方式的印度人民党便受到欢迎。通过激发“印度教情结”而争取到部分印度教徒的支持，特别是印度教徒中的中产阶级的支持，从而走上崛起之路的印度人民党在执政期间以反对“伪世俗主义”的名义，纵容印度教组织散布“一种文化（印度教文化）、一个民族（印度教徒）一个国家（印度教国家）”的极端印度教教派主义观念，不断地推动印度政治文化朝着“印度教化”方向发展。

      自1998年印度人民党执政以来，政府的政策和行动处处反映出其印度教民族主义特色。无论是在进行核试爆和实施一系列相关的军事计划中，还是在经济改革和文化建设方面，都将恢复印度教传统文化的努力与改变印度落后面貌的决心联系进来。但是，由于从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政治动员到执政计划都离不开印度教组织印度国民志愿团的观念、组织、力量的支持，因此印度人民党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观念与极端印度教组织的教派主义、原教旨主义观念形成了汇合之势，其结果是推动着印度社会朝着偏激的方向发展（注：邱永辉：《解读印度新一轮教派冲突》，载《南亚研究》2002年第1期。）。虽然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恶性发展问题和印度教原教旨主义的问题长期都没有引起国际社会足够的重视，但它对印度社会的影响是明显的。其突出影响之一便是在国内形成了一股反对巴基斯坦的思潮。

      在印度教民族主义中，对印度教和印度教传统文化的骄傲是与对其他宗教（特别是作为入侵者和统治者宗教的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文化传统的贬损甚至仇恨相联系的。因此，伊斯兰教和穆斯林长期以来就是印度教民族主义贬损和打击的对象。从80年代印度教复兴浪潮开始，这种对“异教徒”的仇恨就集中在巴基斯坦身上，特别是被印度教极端分子称为“巴基斯坦的第五纵队”的印度穆斯林身上。长期的印度教极端主义宣传和政府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政策对国内青少年产生的毒害作用已经明显可见。2002年1月，在国际社会都在担心印巴之间爆发大规模冲突之际，印度中央邦的西瓦普里发生了一起引人深思的绑架事件。绑架者是两名年仅17岁和10岁的男孩，被绑架者是一名8岁儿童，他们索要赎金的目的是购买武器、潜入巴基斯坦刺杀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要成为印度的“民族英雄”。据报道，这两名少年对自己的罪过供认不讳，地方官员认定他们的动机的确是“爱国的”（注：The Telegraph,Jan.21,2002.）。这起绑架事件只是印度发生的许多极端事件之一。这反映出长期以来印度教极端主义价值观的宣传对年轻一代的影响。这种价值观讴歌男性主义、原始力量、暴力、扩张和战争，将残忍“正常化”，将巴基斯坦甚至本国穆斯林视为敌人。这助长了印度教极端主义和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想的泛滥。

      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宣传和政府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政策使得印度社会上的反巴情绪进一步高涨，无论从选举、社会思潮还是有关教派冲突的争论中，都可以看出对巴基斯坦的仇视和贬损。进入21世纪后，长期影响印度政坛的阿约迪亚罗摩庙问题与印巴关系紧密联系了起来。世界印度教大会表示，只有发生与巴基斯坦的战争，才会考虑延长建立罗摩庙的最后期限。印度学者注意到，在2001年底北方邦和其他三个邦的邦议会竞选期间，“印度人民党高级官员采取将焦点集中在边境局势上的办法，竭力煽动沙文主义。他们中间的一些人甚至说，印度人民党失败会被认作是巴基斯坦的胜利，会使前线部队士气低落。”（注：John Cherian,"Battle-ready Still",Frontline,Vol.19-issue 05,Mar.2-15,2002.）与此相呼应，印度人民党阵营在选举中打出了恶化印巴关系的口号，如其青年组织的口号是：“巴基斯坦，别梦想我们会给你克什米尔。我们决心把拉合尔和卡拉奇夺过来！”“每一个小孩都要准备为罗摩事业献身！”受其影响，甚至低种姓政党也在选举中高呼“克什米尔是印度的王冠”等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