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外交的传统 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是一定历史条件和环境的产物。随着国际环境和一个国家自身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的发展变化，该国对外政策的目标、原则和重点、以及实施的方法与手段都要不断地调整和变革，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国内外现实。 西方近现代外交是与欧洲资本主义的诞生和成长同步发展的，或者说是同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相伴而行的。英国早在17世纪就进行了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又是产业革命的发祥地，是欧洲最早形成的民族国家之一。英国外交历史久远，经验丰富，被视为是一个奉行“均势外交”政策的典型国家。人们一般认为，英国现代均势外交发端于15世纪末、16世纪初都铎王朝早年的对欧关系。据说，亨利八世曾让人给他画了一幅肖像：他右手提着一架保持平衡状态的天平，天平的一边装着法国，另一边是奥地利；左手拿着一块砝码，随时准备添加在天平的某一边。经过近300年的征战和外交实践，英国逐步形成了其均势外交传统。 从1815年维也纳条约签订到1870年前后，是英国均势外交表现得最为完备的时期。英国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所推行的对外政策的一条基本方针，便是在和平时期设法使自己避免卷入任何正式固定的结盟关系，以便在两个相互抗衡的国家集团之间扮演一个“均势维持者”的角色，从而腾出手来集中力量进行海外商业和殖民扩张。有人把这称之为“光荣孤立”政策。英国的这种政策是建立在对自己力量优势的意识基础之上。19世纪曾被称为“英国统治下的和平”年代，或“英国世纪”，似乎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强大的海军、广大的殖民地，无须固定的盟友它就可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其实以“孤立”一词来界定英国的外交政策并不确切。事实上英国从来没有强大到无需任何盟友就可以自行其是的程度，英国政府也从未有意识地拒绝同外界发生任何关系。这里的关键是，英国政府只谋求实行外交合作，不愿以同盟条约来约定自己的行动，更不会承担军事义务。因此，有人把“孤立”政策解释为一种“有限责任”政策，一种保持行动自由的政策。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无论是欧洲还是在世界范围内，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19世纪70年代前后，一个统一的德国出现在欧洲中心地带，严重打破了欧洲固有的力量平衡。在世界范围内，就经济实力而论，美国和德国已先后赶上或超过了英国。俄国经过近两个世纪的扩张和发展，正在崛起成为欧亚强国。特别是在世界范围内争夺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的斗争，大大激化了欧美各主要国家之间的矛盾。世界范围内的力量重新组合在加紧进行。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为摆脱四面受敌的处境，决定抛掉所谓的“超脱”外衣，放弃建立在力量绝对优势基础之上的“光荣孤立”政策，逐步走上了“结盟”的道路。 “三环外交”说及其调整变化 “三环外交”是丘吉尔根据英国相对衰落的发展趋势和二战后世界力量对比变化的新情况，为谋求继续保持英国的世界大国地位而提出的一项外交总方针。1948年10月9日丘吉尔在保守党兰达诺年会上发表演说时提出了“三环”的概念。他说：“在这个关系到人类命运的变化时刻，当展望我国未来时，我感到在自由和民主国家中存在着三个大环。……对于我们来说，第一环自然是英联邦和英帝国及其所包括的一切。其次是包括我国、加拿大及其它英联邦自治领在内，以及美国在其中起着如此重要作用的英语世界。最后最联合起来的欧洲。这三个大环同时并存，一旦它们联接在一起，就没有任何一种力量或力量的联合足以推翻它们，或敢于向它们挑战。现在假如你们想象一下，你们就会看到，我们是在这三个环中的每一个环里都占有重要地位的唯一国家。事实上我们正处在三环的连接点上。”显然，在丘吉尔看来，英国由于其广泛的国际联系和它在国际关系中所处的关键地位，注定要在国际政治中执其牛耳，发挥某种中心作用，使它可充当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桥梁和代言人。 “三环外交”实际上是一个国力日趋衰微的大国在外交战略上所作的一种无奈选择。二战后英国尽管面对国力江河日下和欧洲与世界力量对比于已十分不利的形势，但统治集团的大国情结依然不改初衷。丘吉尔设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依托英国作为二战中战胜国的余辉和英帝国依然保有的大部分殖民地及其同英联邦国家的历史渊源关系，借助在战争中膨胀起来并与英国保有特殊关系的美国经济和军事实力，促成西欧国家联合抗苏的新局面，以维护和重振英国的大国地位。应该说这不仅是丘吉尔个人的外交政策构想，其核心也体现了战后英国历届政府大多数政策制定者的愿望和基本主张，希望借助广泛的国际联系维持英国的大国地位。它表明英国外交既想努力适应环境的变化，又试图在变化了的环境中不与其传统的利益观决裂。从理论上讲，这是一种相当高明的决策。也许正因为如此，几十年来英国这个实力已一落千丈的昔日大帝国才没有在欧洲和世界的政治舞台上被人遗忘。然而英国政治家们在推行“三环外交”的过程中始终背着“世界大国地位”的沉重包袱，不能不面对实力有限与战线过长的尖锐矛盾。随着英国实力的相对衰落及其内外环境的变化，英国不得不从“帝国环”撤退，并对其在全球范围内所承担的广泛义务和“责任”实行收缩，实施对外战略重点面向欧洲的转变。不过这里需要指出，英国外交的“欧洲化”只是一种侧重点的调整，并不是从根本上放弃了“三环外交”。英国虽然把同西欧其他大国，特别是同欧共体的关系放到了更为重要的位置，但仍会利用英美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谋求实现自己的战略需要，也不会放弃它同英联邦国家的传统联系，而会在更广泛的世界范围内努力推进自己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