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克劳塞维茨其人及其学说的研究，始自《战争论》第一版问世的1832年，然则实际兴起于19世纪后半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克劳塞维茨研究仅局限于欧洲甚至德国本土，且成果有限。该研究及其成果的兴盛，出现于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克劳塞维茨研究在近代时期的欠发达，部分原因在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学说含有深刻的哲学思考，但其军事实用性和短期效用显然不及同时代另一位拿破仑战争研究者约米尼(A.H.Jomini)的学说。（注：约米尼（1779-1869年）是与克劳塞维茨同时代的著名军事理论家和拿破仑战争研究者，关于其生平及学说，参见A·H·约米尼：《战争艺术概论》（中译本），解放军出版社1986版。） 19世纪末和20世纪，战争与革命的发展以及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显现出克劳塞维茨理论的真理性和深刻性，从而引起学术界甚至世人的关注。在这个历史时期，《战争论》的各种译本广泛流传，克劳塞维茨研究逐步深入并出现了两大标志性突破。其一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和领袖对“暴力”的理解和运用，他们特别强调并重视“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论断，（注：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除斯大林之外均对克劳塞维茨的思想学说表示认同和赞赏。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作和通信中多次提及克劳塞维茨及其著作；列宁深入研究过《战争论》并留下万余字的读书笔记；毛泽东也依据克劳塞维茨的基本思想创造性地提出“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的论断。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列宁军事文集》，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斯大林军事文集》，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毛泽东军事文集》；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这就突破了把克劳塞维茨理论视为战争教条并作单纯军事理解和应用的传统的普鲁士——德意志方法，（注：将经典理论奉为教条、对经典理论只作字面理解而不作时代性和哲学性思考，是一种普遍倾向。这一点在近现代德国军事家对待克劳塞维茨学说的问题上尤为明显。毛奇、施利芬、鲁登道夫乃至希特勒仅仅部分地理解了克劳塞维茨，回避了军事的政治属性，他们将军事凌驾于政治、以手段代替目标的态度和做法，完全背离了克劳塞维茨学说的本意。那一时期，在德国，只有德尔布吕克等极少数人真正理解了克劳塞维茨的思想。见Edward Mead earl,et.,Makers of Modern Stratetgy:Military Thought From Machiaveli to Hitler,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1,pp.93-103,192-206,206-287,306-322,504-517.利德尔·哈特对此评价说：“在所有各种学术领域内，多数的先知者和思想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命运，那就是他们的学说总是被人误解。克劳塞维茨的那些学生，背离了自己的老师，在战争目的的问题上并没有研究清楚，他们对于其原始观念的损害，甚至比其带有偏见而又主观的反对者还要严重。”见B·H·L·哈特：《战略论》（中译本），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463页。）而从政治学、社会学角度和哲学高度探讨了矛盾与斗争、战争与和平、目标与手段等问题。其二，利德尔·哈特(Liddle Harter)等一批研究者在解读克劳塞维茨理论的基础上，反思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二战后的一些局部战争，由此形成了战略学和大战略研究。（注：较著名的大战略研究者还有J·柯林斯、A·博弗尔、P·肯尼迪，见张春、时殷弘：“大战略：理论与实践”，《世界政治与经济》1999年第7期。）哈特等人的解读并非完全准确和完整，但他们都一致承认克劳塞维茨是现代战略的一个重要奠基人，并将克劳塞维茨的理论视为战略研究必须涉及的基础性内容。这是现当代条件下克劳塞维茨理论在应用领域的重大突破，它直接服务于国家的军事政治决策。 20世纪70年代中期，随着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和彼得·帕雷特(Peter Paret)的《战争论》新译本、威廉·施拉姆(Wilhelm von Schramm)的《克劳塞维茨：生平与事业》、雷蒙·阿隆(Remond Aron)的《战争哲学家：克劳塞维茨》等一系列名著的问世，（注：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eds and trans.,On War,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6;Wilhelm von Schramm,Clausewitz:Leben und Werk,Esslingen:Bechtle Verlag,1997;Raymond Aron,Penser la guerre,Clausewitz,Gallimard,1976.）克劳塞维茨研究达到了一个高峰。国外克劳塞维茨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学者们不再拘泥于克劳塞维茨的生平、时代以及《战争论》本身，而是把重点放在应用性研究，特别是探究克劳塞维茨战争理论对国际关系特别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重大意义。在这方面，较为突出的成果有彼得·帕雷特的《克劳塞维茨和国家：生平、理论及其时代》（注：Peter Paret,Clausewitz and The State:The Man,His Theories,and His Tim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6.）和阿隆的《战争哲学家：克劳塞维茨》。帕雷特和阿隆都是当代颇负盛名的战略研究者和国际关系理论家，特别是阿隆深受克劳塞维茨思想的影响，著有《和平与战争》这一国际关系经典著作。（注：Raymond Aron,Peace and War: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ison,1966.）阿隆等人对克劳塞维茨思想学说的研究都部分地运用了国际关系的视角和方法，而国际关系思想史学者霍华德·威廉斯(Howard Williams)甚至将克劳塞维茨列为从修昔底德到马克思的国际关系思想史脉流中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注：Howard William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Political Theory,London:Open University Press,1992,Chapter 10,"Clausewitz:The Strategic Dimension",pp.105-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