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是个多元世界，各种文化在不断冲突和融合的过程中塑造着世界政治面貌。 对占世界人口约五分之一的穆斯林来说，伊斯兰文化是他们行动的规范、情感的归宿。 随着伊斯兰国家在国际舞台的作用日趋活跃以及各种形式的伊斯兰运动的兴起，伊斯兰 文化成为影响当前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伊斯兰文化的研究不只是宗教学、社会 学或人类学等学科研究的专利，而是日益受到国际关系学者的重视。 在研究伊斯兰文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时，必须将当前世界上打着伊斯兰旗号的形形色 色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与真正的伊斯兰文化区分开来。近年来，特别是9·11事件后 ，“伊斯兰威胁论”的老调又在西方重新弹起，并有愈演愈烈之势。这种思潮的根源可 追溯到欧洲中心主义和东方学的传统，其中有种近乎文化决定主义的倾向，实际上其背 后隐藏着一种权力关系。这种传统有意无意地将西方和伊斯兰置于对立面，以西方思想 标准，居高临下地“审判”东方。通过与西方的成就和思想直接挂钩，将伊斯兰东方的 落后和伊斯兰文化联系在一起，而不去考虑这种落后背后的根源和条件。这些学者将对 宗教文本的研究置于最优先地位，有将文化本质绝对化的趋势。这种方法论的缺陷显而 易见，因为文化的本质不是先验的，它的诞生有其客观的历史条件，且一直处于不断发 展的进程之中，脱离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背景去讨论文化是没有意义的。本文赞成用历史 和发展眼光来看待伊斯兰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和影响，对“伊斯兰威胁论”提出一 些反思和诘难。 一 在研究当代世界纷繁复杂的伊斯兰现象时，许多学者尤其是深受东方学传统熏陶的西 方学者倾向于从伊斯兰教的文本渊源中寻求解答。他们将那些对国际关系造成负面影响 的伊斯兰现象简单地归咎于伊斯兰文化的落后与保守，把对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的暴力 和恐怖活动指责的矛头直指伊斯兰文化本身，其结论是伊斯兰教不能适应当代世界发展 的需要，对国际体系的稳定构成了严重挑战，其理由主要有三： 首先，“伊斯兰教就是宗教和国家”，这是他们对伊斯兰教同政治关系的最“经典” 论述。伊斯兰教规定了政治的特殊形式：宗教、国家和世俗融合在一起的伊斯兰教参与 政治的独特方式，而世俗或宗教与国家分离是不可想象的。[1]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 可得出如下三个结论：政教合一排除了社会、经济和政治体系发展所必需的意识形态自 由和机制上的灵活性；政教合一的体制对内进行专制，对外进行侵略；政教合一导致在 进行政治判断时，宗教狂热超越了理智的审时度势。[2]因此，伊斯兰国家比普通国家 不稳定，难以用常理进行衡量，更倾向于在国际事务中使用武力。 其次，根据经典的伊斯兰教义，世界可分为两部分：伊斯兰之地和战争之地。前者包 括接受穆斯林统治的伊斯兰和非伊斯兰社会，后者则包括所有其他社会和领土，这种分 裂的情况一直要持续到所有的战争之地都最终被完全伊斯兰化为止。“在穆斯林和世界 的其余部分之间，……存在着一种宗教和法律所强制的战争状态，惟有全人类都皈依或 是服从于(伊斯兰教)，这种状态才会结束。因此，从法律角度而言，在穆斯林国家和非 穆斯林国家之间的和平条约是不可能实现的。战争不能被终止，只能出于迫不得已或是 权宜之计的考虑，通过休战来暂停。”[3]将战争之地转变为伊斯兰之地的途径就是通 过“吉哈德”(圣战)，因此，尚武是伊斯兰教的本性，作为穆斯林，在宗教热情的驱动 下，他们要不断对西方发动圣战，西方无法与他们进行媾和，只有对他们进行遏制。 最后，伊斯兰教宣扬的是一种泛国家意识形态，与发轫于西方并主导当今国际格局的 民族国家体系本质上产生冲突。在西方与伊斯兰的交往过程中，斗争是围绕着谁对世界 秩序进行定义这一问题展开的。西方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强调的是对内最高、对外 独立的摆脱中世纪神权束缚的国家主权，而伊斯兰教则有超部族共同体的普世使命，呼 吁建立一个奠基于人类本性所具有的纯洁的一神教之上的社会秩序。正是这种体系上的 根本不兼容，导致国际体系的异质化。两个体系对国际政治的看法建立在对历史和社会 的两种不可调和的概念之上，对于国际法、国际政治甚至是对未来战争的目的的观念互 相冲突。[4]这些学者据此认为，两者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 论”很大程度上由此发展而来。 东方学的观点为西方同伊斯兰教间的矛盾披上了一件意识形态斗争的外衣，并试图将 西方描述为受害者。自美籍巴勒斯坦著名学者赛义德的《东方学》发表以来，这些观点 受到了猛烈批判。不少学者在福柯和德里达的影响下，开始用文本的批判态度来解构伊 斯兰教和西方关系背后的权力关系，东方学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遭到了揭露和批判 。但另一方面，东方学所描述和分析的某些伊斯兰现象，作为客观事实，又活生生地展 现在国际政治舞台，仅对它进行文本批判是不够的。而伊斯兰世界的某些政治特征，如 强烈的反西方情绪，国内的专制和独裁统治倾向，以及极少数宗教极端分子的暴力活动 等，并不能完全归结于伊斯兰文化本身，而是要将这些伊斯兰现象置于它目前所处的整 个国际和社会的背景之中，许多现象的表面表现出一种文化特征，但实际上首先是体系 结构制约的结果。文化是活的有机体，一直处于不断演化的过程中，不断对内外刺激做 出反应，以适应时代的发展。一位人类学家点出了文化的动力和变化中的特性：“传统 是最近和现代的，因为他们不断地被卷入社会和文化的建构过程中，他们按照物质条件 和历史实践所造就的复杂的、互动的和正在迁移中的偶然事件被创造和再创造出来，被 生产和再生产出来。他们是斗争和冲突的产物，是物质利益的产物，是围绕真实和身份 相互竞争的概念的产物。”[5]因此，从宗教文本中抽象出来的所谓适用于所有地区的 永远有效的文化本质实际上并不存在，伊斯兰现象只能在伊斯兰社会的社会和经济发展 和这种发展的政治和文化后果的背景下才能进行分析和理解。实际上，对于伊斯兰的各 种解释经常被用于作为解释由其它力量所引起的条件和处境的工具，以及处理这些条件 和处境的手段，而不是作为触发这些条件的力量。在这种进程中，伊斯兰本身也获得了 新的意义和解释。[6]研究伊斯兰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必须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研 究它是如何镶嵌于国际体系的关系网络之中，而不是从一开始就将伊斯兰文化的本质的 存在作为一种给定的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