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经济与经济全球化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已为国人所能把握，关于 经济全球化内涵及问题的研究也有了相当的积累，然而，国际政治与世界政治这两个概 念在中国却因缺乏界说而被随意地使用，在大多数人看来，世界政治似乎只是国际政治 在规模意义上的扩大，两个概念所指涉的对象并无多大区别，更谈不上专门去研究。事 实上，借助于一定的国际关系理论的视角，我们看到，在国际政治与世界政治这两个概 念背后，思想体系、价值取向和研究纲领都是不同的。最近，看到国内有学者提出“从 国际关系转向世界政治”的命题(见王缉思：《核心价值是什么》，《世界知识》2003 年第五期，43页)，笔者深有同感，并且认为当前的伊拉克危机提供给我们的一个思考 方向就是世界政治的形成和运行。 不同的角色从伊拉克危机中所看到、所关注的意义会很不一样，但我认为无论从决策 还是研究的角度来看，有一点是所有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人都不能忽视的，那就是大家 习以为常的国际政治模式出现了一些意义重大的转变，这种转变由来已久，但是在冷战 结束以后日益明朗，而在伊拉克危机中进一步以高度“浓缩”的方式表现出来。 首先，传统的国际政治是建立在国家间政治的基础上，而世界政治则不然，它意味着 更多的、新型的国际行为主体的介入。在伊拉克危机中，“联合国政治”被发展到了一 个新的高度。伊拉克危机最直接的导因是美国小布什政府“先发制人”国家安全战略的 实施，主要当事国最初就是美国、英国和处于被动状态的伊拉克，是典型的国际政治事 件，而经由联合国这个政治“传导器”，这次事件实际成了名副其实的“政治性世界大 战”，围绕战争“合法性”问题，不仅所有的大国都被牵扯其中，而且通过当任的安理 会非常任理事国，把本来与伊拉克问题利益相关不大的国家、地区也统统卷了进来。国 际社会的努力曾迫使美英不得不一再修改计划。很显然，国际社会经历了冷战后几次大 规模地区冲突和战争以后，形成了一个普遍的国际共识，那就是只有联合国才具有判断 和解决战争危机的最重要的“合法性”。历史上，我们看到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联 盟曾经被置于这种境地，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它很快就失败了。近一个世纪之后，在 伊拉克危机问题上，联合国以某种类似的情势被置于世界政治的中心，不论最终所起的 作用如何，公众把联合国塑造为“实现广义的人类安全的强大工具”的愿望以及关于战 争合法性的大辩论，都有助于世界政治的改革和发展。 其次，公众舆论全球化也是此次事件发展中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因特网在国际 事务中的作用早已为人们所关注，我们已经看到在电子战、信息战、“外交革命”等领 域有了很多研究成果。然而，如此迅速、反应如此强烈的全球性反战运动还是超出了人 们意料之外而写下了世界政治篇章中的新记录。就其取向来看，与联合国政治不同的是 ，全球舆论采取的是更为彻底的道义立场，那就是从根本意义上反对战争，反对用战争 这种手段来解决问题。舆论与政治、大众政治与战争的关系并不是新鲜课题，然而今天 这些问题由于技术手段的变革而具有了新的意义，那就是一个国家的决策不仅要面对和 考虑国内民众的人心向背，还要承受我们常常说的“世界人民”(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人 民)的支持或反对。而且，由于全球舆论形成和传播之迅速，使得这种压力成为“瞬间 ”性的、难以预料的，并大大超出了任何政府所能调控的范围，各国政府在事关国际重 大问题的决策过程中采取“鸵鸟”政策越来越成为不可能。 最后，世界政治发展中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国际政治当中的一些经典性问题的根源、 样式、各种因素之间的关联和排序也在发生重要的变化，例如冲突问题。我们看到，关 于此次伊拉克危机的起因至今仍是众说纷纭，有的侧重地缘政治经济分析，有的侧重美 国国内因素，有的侧重布什决策班子的独特背景和政治风格，但至少有一点是有相当程 度的共识的，那就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与国际恐怖主义分子结合的威胁这一超国家因素 的出现，而这一因素将会长期干扰世界的稳定。又如，尽管我们强调一个国家的政权和 制度问题属于国内问题，但是后冷战时期的现实中，这种问题却动辄被国际化而很少考 虑当事国的意愿。局部冲突国际化甚至世界化的发展趋势也是我们必须警觉的。 总之，伊拉克危机一方面说明在相互依赖加速发展的世界上，国家权力过大仍然是世 界政治的现实；另一方面，伊拉克危机演进的过程又的确昭示出国家间政治运行的大环 境、国际政治运转的机制正在变化，为了捕捉这种变化中的意涵，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 采用“世界政治”这个概念，有些学者甚至觉得这样还是意犹未尽，更提出要从“世界 政治全球化”(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来理解我们时代的复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