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70年代，跨国公司作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出现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 今天，跨国公司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产和交换模式，改变了财富的来 源和分配结构，同时也改变了权力的构成和运行过程，甚至直接影响到每个地球公民的 日常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有人形象地借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比喻 说，跨国公司就像一个“幽灵”游荡在当代世界上空。(注：S.H.Hymer,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A Radical Approach,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 .) 在跨国公司兴起的同时，国际关系学界出现了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国际政治经济学 。1975年，罗伯特·吉尔平在《美国霸权与多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中 提出：“现代世界中的国际关系动力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与政治交互作用的结果”， 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财富与权力的关系。这部著作首次提出了“国际政治 经济”(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的概念。(注：Robert Gilpin,U.S.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New York:Basic Books,Inc.,Publishers,1975.)有意思的是，这部国际政 治经济学的奠基之作恰好是一部专门研究跨国公司的著作。可以说，国际政治经济学与 跨国公司是世界政治经济大变革催生出的一对双生子。 三大理论模式 琼·斯佩罗指出，跨国公司与民族国家之间潜在的政策和利益冲突领域有三个：一是 跨国公司与国民经济的效率、增长及福利问题；二是跨国公司与国家控制经济的能力问 题；三是跨国公司干预国家政治过程的问题。(注：Joan E.Spero,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Second edition,New York:St.Martin's Press,Inc.,1981,pp.109-119.)对上述三个领域的研究构成了关于跨国公司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的主体，其核心是“跨国公司与民族国家”的关系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大批学 者从不同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就跨国公司的角色、作用和影响及其与国家主权和霸 权的关系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根据吉尔平教授的归纳，国际政治经济学界关于跨国 公司的理论可以被分为三大模式，即自由主义、依附论和重商主义。(注：罗伯特·吉 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杨宇光等译)，272页，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U.S.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pp.221—237.) 1.自由主义：“困境中的主权” “困境中的主权”一语来自著名的跨国公司问题专家雷蒙德·弗农1971年出版的一本 书(Sovereignty at Bay)。在这部关于跨国公司的著作中，弗农教授讨论了跨国公司对 国家主权的挑战和制约。他认为，跨国公司的扩张不仅会对民族经济产生一系列影响， 而且还会对民族精英、意识形态和文化产生冲击。(注：Raymond Vernon,Sovereignty at Bay:The Multinational Spread of U.S.Enterprises,New York & London:Basic Books,Inc Publishers,1971,pp.192—205.)弗农指出，随着交通和通信手段的改进， 跨国的交流越来越密切，而“在这个需要加强国家管制的时代，国家保持控制的能力却 在下降”。(注：Raymond Vernon,Sovereignty at Bay:The Multinational Spread of U.S.Enterprises,New York & London:Basic Books,Inc Publishers,1971,pp.231—2 32.) 在“困境中的主权”旗号下，一些自由主义学者却发出了国家应该给市场让位的口号 。他们认为，跨国公司不仅通过自由贸易和金融，而且通过生产的国际化使国际经济走 向一体化。跨国公司的决策超越了国界的限制，从而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全球范围的 生产、营销和投资的优化配置。在这种情况下，民族国家已经过时，为了最大限度地提 高世界经济的效率和国内的福利，国家应该把对经济事务的控制权拱手让给跨国公司。 自由主义者提出的理由主要有三个：第一，在一个经济一体化的世界上，任何国家如 果脱离世界经济市场，都会付出十分沉重的代价。这不仅因为经济效率会下降，而且也 将给普通百姓带来福利损失。第二，跨国公司已经成长为能够自我独立的行为体，在与 民族国家的较量中，跨国公司处于上风。跨国公司可以随意地把资产从一个国家抽走， 使这个国家将因此而面临资金、失业、外贸赤字等一系列问题。虽然民族国家仍然是暴 力工具的唯一合法垄断者，但在经济相互依赖和核武器的时代，暴力并不是国家可以随 意动用的工具，暴力也无法解决国家面临的经济困境。第三，技术、产业的升级和转移 将使发展中国家从经济一体化中获益。随着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制造业将 向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的发展中国家转移，从而带动这些国家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 在这种模式下，世界经济繁荣的大潮将“托起所有的船只”，而跨国公司将在其中发挥 至关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