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国际政治理论之争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不同国际政治理论之间的争论基本上构成了国际政治作为一个学 科(“国际政治学”本身作为一个学科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但事实上有些人仍不认为它 是一个“科学”的学科)的发展坐标。从1930年代末卡尔首先挑起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 之争后(注：Edward Hallett Carr,The Twenty Years'Crisis 1919—1939: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MacMillan,1939.) ，以华尔兹为奠基人的新现实主义又对以摩根索为代表的传统现实主义提出了挑战(注 ：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Reading,M.A.:Addison-Wesley,1979.)。而几乎在同时，基欧汉和奈从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出的新自由主义又 向新现实主义(以及广义上的现实主义)发起了攻击(注：Robert O.Keohane and Joseph S.Nye,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Boston,M.A.:Little and Brown,1977.Robert O.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Robert Axelord and Robert Keohane,Achieving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Strategies and Institutions.WP,vol.38,no.1(October 1985),pp.226—254.)。进入1990年代，特别 是冷战结束后，一批对结构水平的理论不满，因而致力于发展国家外交政策的学者(多 半是现实主义者)又提出了新古典现实主义(neo-classic realism,法利德·扎卡利亚称 为“国家中心现实主义”，state-centric realism)，试图填补国际结构和国家外交政 策之间的缺环(missing link)(注：这方面的综述，见Giden Rose,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WP,vol.50(October 1998),pp.144—172。 )。而同时，以温特为代表的，建立在社会理论和批判理论基础上的建构主义也逐渐成 为一种主流理论(注：Alexander Wendt,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6,no.2(Spring 1992),pp.391—425;Social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一时间，国际政治学界硝烟弥漫。(注：有关这些争论的文集，见Robert O.Keohane(ed.),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New York,N.Y.:Columbia.University Press,1986,pp.323—345;David A.Baldwin(ed.),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The Contemporary Debat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 在这些争论的背后，一个极其重要、但却往往未曾明确的问题是，尽管学者们认为， 捍卫他们所认同的理论主要是为了证明它们比其他理论能更好地解释历史(也许还有现 实)，因此是一个更好的理论，但许多学者一个心照未宣的目标乃是争夺指导国家未来 外交政策的地位(国家的决策者是否认可他们所代表的理论的指导权暂且不说)。在他们 的逻辑背后，存在这样一个假设：一种能更好地解释历史的国际政治理论，应该是一种 能够更好地指导国家现行和未来外交政策的理论。这和中国“以史为鉴”的思想是相似 的。 也就是说，所有的国际政治理论都不是纯粹为了解析历史或者现在，而是为了指导现 在的政策以塑造未来。从这一点来说，研究国际政治理论的学者都是建构主义者(Everybody is a constructivist.)：他们希望国家(特别是他们所居住的国家)的领导 人能够采纳他们提供的对历史(特别是“历史规律”)的解读意见，从而能够按照他们的 构想来塑造未来。 翻开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修昔底德写斯巴达和雅典之争，不仅是为了告诉后人他所 理解的历史，更是希望他的同胞能够牢记历史的教训而按现实主义规则来行事。马基雅 维利写《君王论》是为了教育他的君王如何在纷争迭起的年代运筹帷幄，马汉写《海权 论》是为了唤起美国成为海上霸主的雄心，而卡尔和摩根索作为现代现实主义的代言人 ，则更是为了指导他们的国家按照现实主义的准则来处理英国与德国、美国(西方阵营) 和苏联的关系。即便是标榜自己的新现实主义是一个纯粹的理论而不关心外交政策的华 尔兹，也同样是为了提醒美国应该如何在两极世界下和苏联共同维护国际结构的稳定。 (注：约瑟夫·奈很早就指出了这一点，见Joseph S.Nye,Jr.,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WP,vol.40,no.2(January 1988),pp.235—251。) 由于这些理论并非为理论而理论，而是试图影响国家的对外政策，在决策者的头脑里 ，又确实存在着对应于当今影响国家决策的三大国际政治理论的国际政治观(注：唐世 平：《作为信仰的国际政治理论》，《国际经济评论》2003年第1期。)，因此，国际政 治学者确实有必要就不同的理论对于国家间政治的不同指导能力进行探讨。 在这里，笔者提出一个论点：国际政治理论是具有时代性的，一种能够更好地解释历 史的国际政治理论，尽管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是一种更好的理论，但这不意味着它就能 够更好地指导国家现行和未来的外交政策。也就是说，不同的时代需要不同的国际政治 理论来指导国家的对外政策，因为不同的理论适用于不同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