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学理研究最主要的发展是国际政治的“社会学转向”。1989 年奥努弗的建构主义著作《我们创造的世界》和克拉托奇维尔研究规范的著作《规则、 规范和决策》问世。(注：Nicholas Greenwood Onuf,World of our Making,Columbia: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1989.John Ruggie认为，虽然在奥努弗之前有 许多社会建构主义研究，但是，在国际关系领域系统的开创性研究是奥努弗的著作。参 见John Ruggie,“What Makes the World Hang Together?Neo-utilitarianism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in Peter J.Katzenstein,Robert O.Keohane,and Stephen D.Krasner,eds.,Exploration and Contestation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Cambridge,Massachussetts:The MIT Press,1999,p.222。Friedrich Kratochwil,Rules,Norms,and Decisions,Ca 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之后，这一超越理性主义的研究方向得到了迅速发展。到20 世纪90年代中期，理性主义主导国际关系学理研究的局面被全面打破。1999年，卡赞斯 坦、基欧汉、克莱斯纳三人联袂主编的《国际组织》专集《世界政治研究中的探索与争 鸣》和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问世，确立了国际政治社会理论作为西方主流国 际政治理论的学术地位，也形成了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足鼎立的争鸣态势 。正如卡赞斯坦等三位学者所言：“我们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论战的一些焦点发生 了转移。受到经济学和文化学的猛烈冲击，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之间的论战成为更加重 要的学理论争焦点。”(注：Katzenstein,Keohane and Krasner,Exploration and Contestation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p.43.) 一 国际政治的社会学转向 国际政治的社会学倾向是一直存在的。二战以来，以哈斯为代表的新功能主义，以霍 夫曼和阿隆为首的法国学派，以怀特和布尔为代表的英国学派，都反映出从社会角度研 究国际关系的努力。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才真正开始出现国际政治的“建构主义 转向”。(注：Jeffery T.Checkel,“The Constructivist Tur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World Politics,Vol.50,1998,pp.324-348.)原因是90年代之前， 国际关系学的重心在美国，主要学理营养来自微观经济学，从社会角度研究国际关系的 成果没有在美国形成主导学术流派。当时，国际关系学界的主流理论继承行为主义革命 以来的理论发展道路，关注点在于理论的简约和严谨，所以对社会学视角以及较难测量 的非物质性概念不予重视，虽然批判学派和后现代学派早已开始侵蚀理性主义的理论大 厦，但是，这些理论最多只是处于边缘状态，受到注意，甚至得到借鉴，但却无法进入 主流。冷战的结束为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 面对冷战的结束这一重大国际关系事件，没有表现出理论的描述、解释和预测功能。米 尔斯海默的《退向未来》是冷战结束后现实主义最大胆的宣言，但也只是预测在未来的 某一时刻，国际关系会回归现实主义描述的状态。(注：John J.Mearsheimer,“Back to the Future: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9,1990,pp.5-49.)不过，这个未来似乎比较遥远。自由主义的学者似乎 开始注意非理性主义范畴内的概念，虽然对于他们来说观念因素仍然是一个与物质因素 并列的变量，但转而注重观念的作用已经得到明确的显现。(注：Judith Goldstein and Robert O.Keohane,eds.,Ideas and Foreign Policy:Beliefs,Institutions,and Political Change,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3,pp.3-30.)此 后，社会建构主义的温和形式或曰常规建构主义终于跻身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行列， 并且成为时下西方最具活力的理论流派。(注：Ruggie将国际政治领域的建构主义分为 三类：新古典建构主义(Hohn Ruggie,Friedrich Kratochiwil)、自然建构主义(Alexander Wendt)、后现代建构主义(Richard Asheley,David Campbell,R.B.J.Walker )。我在这里所说的常规建构主义可以包括前两种，尤其是温特建构主义，但不包括后 现代建构主义。参见Ruggie,“What Makes the World Hang Together,”pp.240-242。 )于是，出现了国际政治的社会学转向之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