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回顾汗牛充栋般的西方有关研究中国的文献，它们中的多数没有强调把国内与国际、 政治与经济分开的分析方法带来的问题，在方法论上仍然过分强调国家中心主义与现实 主义。 我们可以使用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方法来检讨这一基本失败。许多IPE与全球化研 究的东西存在方法论问题。这些著述主要依据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各种理论，或者它们试 图发现一种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关于国家与市场关系的理论，或者把民族国家仍作为 分析的基本单元(这些情况有时同时存在)。同时，在区域(国别)研究中，就方法而言， 对全球化与国家之间关系的IPE研究已经变得更加“多元化”(注：For a good recent account of the literature on globalisation and the state,see Hobson,J.and Ramesh,M.(2002)‘Globalisation Makes of States What States Make of It:Between Agency and Structure in the State/Globalisation Debate’New Political Economy,7(1)2002:5-22.)与更精细化，不过，多数方法仍然未有目的地转 向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 本文认为，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IPE要对区域(国别)研究更加敏感。要做到这点，就 要有更多的区域研究，从而丰富IPE理论。这些区域研究建立在个案的特定详细知识上 ，有助于为真正的IPE理论发展提供比较基础。同时，靠使用IPE工具来考虑全球化下的 中国政治经济，也将促进对中国问题的研究。 在考克斯传统(Coxian Tradition)的意义上，选择此种折中的混合与阶级形成的理解 ，特别是与佩恩和葛布有关的“新政治经济学”，(注：Payne,A.and Gamble,A.(1996) ‘Introductio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and World Order’in A.Gamble and A.Payne(eds).,Regionalism and World Order.Basingstoke:Macmillan:1 -20.)我们就能提供一个关于政策制定的分析架构，而且考虑到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政 治经济中的力量以及全球因素已深入于国内政策制定中。区域研究与IPE的联姻，既促 进分析架构的发展，又为未来的中国研究提供一系列的问题和假定。 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 本文的一个论点是，占主流地位的研究中国国际关系的方法太过于强调民族国家(中央 权威)以及层次分析方法，这些都是建立在国际关系的国家主义与现实主义基础上的东 西。在展开本文前，想强调指出的是，我并没有做大前研一式(Kenichi Ohmaeesque)( 注：Ohmae,K.(1995),The End of the Nation State.London:Harper Collins.)的论断 ，即民族国家已“死亡”。是的，研究中国的国际关系时如果不承认正式的外交与政府 间关系的重要性，就是毫无意义的。否认了国家是中国国际关系的重要行为体也一样是 毫无意义的。不过，中国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关键动力是，中国地方性的国家行为体(地 方政府)与国际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关系。 我认为，只集中在中央一级的双边关系已经忽视了决定中国国际关系的一些关键因素 以及外部力量在部分意义上塑造中国政治经济演化的方式。第一，主流的国际关系研究 忽略了经济因素的显著作用——特别是非国家经济发挥的角色。第二，对中央一级的理 解忽略了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及其政治含义的地区与部门分布的不均衡性。(注：Breslin ,S.(2000)‘Decentralisation,Globalisation and China’s Partial Re-engagement with the Global Economy ’,New Political Economy,5(2):205-226.) 本文的任务是考虑这些“经济”问题的政治以及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深入于地区与全球 进程中。我考虑到国内政治、国内经济、国际关系和国际经济之间的联系。地区化产生 了地方化和国际化的关系网络。在研究双边关系的同时，考虑这些关系网络有助于我们 更好地理论化当代中国的国际关系。 在中国内部，作为一个学科的国际关系学(IR)现已有了一些相对成熟的文献，并且中 国人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也得到发展。(注：For a recent example,see,Geeraerts,G. and Men Jing(2001),‘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China’,Global Society,15(3):251-276.)IR在中国仍然是个相对来说很新的学科，不少中国学者对此 做了很好的评估。说所有的中国IR文献知识使用现实主义的方法论是错误的。张勇进就 注意到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对英国学派作为一种方法工具的日益增长的兴趣。(注：Zhang Yongjin(2000),The‘English School’in China:A Story Of How Ideas Travel And Are Trans-planted’.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SPAS,ANU:Working Paper No.2000/4.)建构主义的观念，特别是与瑞思(Thomas Risse)相关的著作开始影 响一些中国学者，如复旦大学的陈志敏与苏长和就在探索国际结构如何影响中国的对外 政策选择。也许值得指出的是，从古典现实主义到建构主义的转化并不是个漫长与艰苦 的过程。(注：Knudsen argues that both Ruggie and Wendt‘accept more or less implicitly the main tenets of realism’,and that the gap between a social constructivistreading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mainstream traditionalism seems smaller than the argumentative rhetoric would lead us to expect……I have very little problem with anything set forth by either Ruggie or Wendt in these two solid books,except that the specifications they advocate seem to add little of consequence to the theories they want to improve.See,Knudsen,O.(2001),‘Transcending a Fruitless Debate:Towards a Delimitation of Competing Paradigms’.http://www.sh.se/statsvetenskap/files/ knudsen.doc.)国内与国际的关系也是这些考虑全球化对中国影响的学者探讨的问题。 王逸舟是最早涉及这个问题的中国学者。中国学者对IPE的兴趣也在日益增长，一些大 学已经开设IPE的课程，并编辑出来一些有关的中文教材。不过，这些著作只是描述西 方的方法，而非应用这些方法去分析中国政治与对外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