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2月召开的越共“六大”，拉开了越南全面革新之帷幕，同时也开启了越南外 交新的发展时期。新时期越南外交战略调整幅度之大，实践斩获之丰，给人留下了极为 深刻的印象。 越南外交战略调整的过程 越南的革新开放是在内外交困背景下启动的。内政方面的困境暂且不说，外交方面的 严峻局势主要表现为：1976年越南全国统一后，实行联苏、反华、侵柬的对外政策，导 致越南与中国关系彻底破裂，与东盟各国关系处于敌对状态，国际社会纷纷声讨越南对 柬埔寨用兵，西方各国一致对越南施加经济制裁。除了在越南掌控之中的老挝、柬埔寨 两国和同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苏联、东欧等少数国家外，越南在国际舞台上陷入前 所未有的孤立境地。越共“六大”召开时的这一外交背景，无疑是越南实施全面革新政 策的巨大制约，而摆脱外交窘境，以革新带动开放，以开放促进革新，为革新开放营造 有利的国际环境，正是越共“六大”及“六大”以后必须着力解决的重大课题。 笔者曾指出，“越南革新开放沿着先经济后政治的轨道，先在内政领域循序展开”(注 ：林明华：《中越关系正常化十周年回顾与展望》，载《当代亚太》2001年第12期。) ，这是就越南革新开放的优先次序而言的，完全有别于越南革新的发轫只启动了国内部 分之认定。 越南之所以选择先内政而后外交的优先次序，一则革新之初内政问题比外交问题更为 紧迫，解决濒于崩溃的经济问题是其当务之急。二则对外政策急转弯式大调整的内外条 件当时还不完全成熟。从内部看，建立在国际和地区形势判断基础上的外交新思维尚待 形成，即便形成了，也有一个认同过程和付诸实践的过程；就外部环境看，20世纪80年 代中后期，冷战尚未结束，苏联仍是越南外交的首要依托，越共“六大”《政治报告》 中有关“对外政策”部分的阐述仍持“同苏联的团结和全面合作关系始终是越南党和国 家对外政策的基石”之说，便足以说明这一点。然而，对外政策的调整在“六大”《政 治报告》中毕竟已初露端倪。譬如在对华政策方面，如果说“五大”《政治报告》还强 调“反对中国扩张主义、霸权主义”和“反对毛主义，捍卫马列主义的纯洁性”的话， 那么，在“六大”《政治报告》中，有关对华关系的正式表述被置换为“越南人民与中 国人民向来有着悠久的友好关系，在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独立、自由和建设国家的斗争 中保持团结，互相支持。越南政府和人民一如既往，珍惜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并将竭 力恢复这一友谊。”《报告》还表示，越南愿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就“与中国 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谈判。在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等方面，《报告》也体现 了一定程度上的“灵活性”。此外，据越共六届中央总书记阮文灵事后回忆说：在“六 大”召开之时，他和其他一些干部就主张，“越南不应该只同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 家建立国际关系，而同时应该同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美国建立经济关系”(注：[越]《 西贡解放报》1997年7月28日。)。由此可见，越南外交政策的调整是从越共“六大”开 始的，尽管这一调整任务并非由“六大”也不可能由“六大”一次性完成。 “六大”闭会后的一两年内，越南革新开放进展迟缓，但国际形势却呈现出纷繁多变 的复杂态势。1988年苏联开始从阿富汗撤军，着手改善对华关系，开始减少对越南援助 ，特别是苏联国内民族矛盾逐渐加剧、乱象四起，解体趋势日益凸现，东欧剧变正在酝 酿之中。国际形势演变带来的影响及推进国内革新事业发展提出的紧迫要求，促使越南 加快了外交战略调整的步伐。1988年8月，越共中央政治局颁布被誉为“体现了越南党 新的对外战略”的第13号决议——《关于新形势下的对外政策与任务》，提出了“广交 友，少树敌”，调整同中国、美国和东盟的关系，为经济建设营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 境等一系列重大方针。这是越南外交战略调整的重大突破。1989年3月召开的越共六届 六中全会做出决定：继续拓展国际关系，积极参与国际劳动分工，将外交活动从政治关 系大力转向政治—经济关系，着力扩大对外经济关系，以服务于建设和保卫国家事业。 同年8月，越共六届七中全会进而提出“随时准备在双边互利和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 基础上扩大与所有国家的经济关系”等对外方针。据此，可以说，在越共六届班子的领 导下，越南外交新思维逐渐清晰，对外新政策渐臻成型。 1991年6月，在革新初见成效，柬埔寨问题获得政治解决，中越关系坚冰业已打破，越 南与东盟的关系趋于好转，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苏联解体在即等内外形势下， 越共“七大”在河内举行。“七大”进一步发展了“六大”以来的对外路线，明确了“ 维护和平，扩大对外友好合作关系，为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祖国事业营造有利的国际环 境，并为世界人民争取和平、民族独立、社会民主与进步事业做出积极贡献”的总括性 对外任务；将“广交友，少树敌”口号发展为“越南愿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成为朋友” 的外交方针；特别是提出了“在和平共处各项原则基础上，不论政治—社会制度差异， 与所有国家建立平等互利的合作关系”的新主张。在苏联尚未最终解体的背景下，“七 大”虽然保留了“始终如一地加强与苏联的团结与合作”的表述，但同时也加进了“革 新和提高旨在满足各自国家利益的越苏合作效果”等新提法。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越 南已基本摈弃原先以意识形态划线以及对苏“一边倒”的对外政策，“全方位”外交路 线已显雏形。以此为标志，越南外交战略的调整基本完成。 “七大”闭幕后不久，越中关系正常化和苏联解体相继成为现实，越南与东盟、美国 的关系也有了新的改善，越南对外关系有利和不利的两面同时呈现。总的来看，与中国 、东盟和美国改善关系带来的有利面大于苏联解体导致的不利面。在此背景下，为了开 创对外关系新局面，1992年6月中下旬召开的越共七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具体化了“七大 ”制定的外交路线，着重强调要处理好四对关系：维护民族利益与发扬国际主义的关系 ，独立自主与促进全方位、多样化的关系，在对外关系中既合作又斗争的关系，参与地 区合作、扩大同所有国家的关系与注重发展与大国的关系；并明确提出了“扩大在政治 、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等领域全方位、多样化的对外关系”和优先发展周边关系等重 要方针。截至越共“八大”(1996年6月)召开时，越南已加入东盟，与美关系正常化即 将实现，越南对外关系的新局面基本形成，因此，七届三中全会关于“全方位、多样化 ”的提法被正式写进了“八大”《政治报告》。“八大”对外交政策的表述主要是：“ 本着愿与世界上所有国家成为朋友的精神，越南继续奉行独立自主，广泛开放，对外关 系全方位、多样化的对外路线，为争取和平、独立和发展而奋斗。”越南将“大力增强 同邻国及东盟各国的关系，不断巩固同各传统友好国家的关系，重视同各发达国家及世 界上各经济、政治中心的关系”。“八大”对外路线显然是对“七大”路线的进一步发 展与充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