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事件”改变了世界，也引起了大国关系的深刻变化、调整。围绕反恐主题，大国合作关系明显加强，意识形态分歧和冷战思维对大国关系的消极影响进一步削弱。由于大国关系向来是影响国际安全与稳定的决定性因素，大国间是合作还是对抗，从根本上规定着世界安全态势的基本走向，“9·11”以来大国关系的新变化因而较之其它领域的变化也就更引人注目。本文拟以美国的大国战略调整为研究起点，透视当前大国合作关系及其前景，就教于同仁。 一、美国“反思”与大国反恐合作局面的形成 “9·11”后，美国开始对自身进行认真的“反思”，并对国际事务、尤其是对大国关系及美国的全球地位和实力弱点有了不少新认识，其中最重要的有三点。 第一，对美国实力的弱点及其限度有了新的认识。单从统计数字看，美国的综合实力确实独步天下。美国2001年国内生产总值达10.17万亿美元，占全球的32.5%，(注：世界银行：《2003年世界发展报告》，第239页。)年度国防开支约占全球的40%，“比排名紧随其后的其余20个世界军事大国的国防开支总和还要多”(注：Charles Krauthammer,“The Unipolar Moment Revisited”,The National Interest,Winter 2002/2003,p.7;And Paul Kennedy,“Time for an American Recessional?”Newsweek,Issues 2003.)。2003财年，美国由五角大楼支配的防务预算达3640亿美元，再加上单列的本土安全预算377亿美元，实际防务开支达4017亿美元。布什政府2003年2月3日提交国会的2004财年预算案提出将年度防务预算和本土安全预算分别增至3799亿美元和413亿美元，如得到批准，其实际年度防务开支将超过4200亿美元。到2009年，美国由五角大楼支配的防务开支将进一步增至4840亿美元，加上单列的本土安全开支，实际防务开支总额将接近6000亿美元。(注：Peter Speigel,“Pentagon Wins Cash for Cutting-Edgy Hardware”,Financial Times,Tuesday,February 4,2003;And Paul Kennedy,“Time for an American Recessional?”Newsweek,Issues 2003.)美军远程投送、精确打击、数字化建设和海、空作战及后勤保障能力无与伦比。2002年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宣称：“美国在世界上拥有前所未有和无与伦比的实力和影响。”(注：The White House,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September 2002,p.1.)保罗·肯尼迪也评论说：就综合实力而言，“历史上不存在任何一个可与当今的美国相比较的国家”(注：Paul Kennedy,“The Eagle Has Landed”,Financial Times,February 2,2002.)。但是，“9·11事件”暴露了美国的弱点，以美国之强大，竟挡不住少数恐怖分子的拼死一击。“9·11”后，美国全面动员，按战时体制与恐怖分子开战，收效并不理想。2002年10月以来的新一波恐怖袭击表明，恐怖分子实力犹存，美国面临的恐怖威胁并未解除。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是最虚弱的国家，美国再强大，也不可能单枪匹马保障美国绝对的安全。正如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理查德·哈斯分析的那样：“美国人在2001年9月11日突然懂得，美国的卓越地位并不意味着美国不可能受到袭击。”(注：Haass,“U.S.Wants Shared Values and Shared Interests with China”,Washington File,December 16,2002.) 第二，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源有了新的认识。整个20世纪，美国都把某个大国或大国集团谋求“统治”世界视为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20世纪上半叶，美国视“德意志帝国”和希特勒德国及由其领导的“同盟国”集团和“轴心国家”为主要安全威胁。下半叶，美国视苏联及“华约”为主要安全威胁。为战胜这类大国或大国集团威胁，美国不断增加国防开支，扩充军备，并组建军事同盟，甚至进行或准备进行“总体战”。从1945年到1991年，美国国防开支始终位居全球之冠。冷战结束后，美国继续在大国中寻找战略对手和威胁源，视中、俄为潜在战略对手，大国关系，特别是美俄、美中关系依然起伏不定。“9·11”袭击及各大国在反恐战争中对美国的积极支持，使美国决策界、战略界和精英层进一步认清了世界潮流的变化。21世纪不再是大国武力争雄的世纪，传统安全威胁、尤其是大国竞争不再是美国国家安全所面临的头号和直接威胁。2002年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提出：美国现在所受到的威胁，“与其说来自耀武扬威的国家，不如说来自衰败国家；与其说来自舰队和军队，不如说来自少数怀恨在心者手中的灾难性技术”。在此前后，布什总统及其他美国政要也多次公开宣布：美国面临的最严重危险是“极端主义与技术的结合”。(注：The White House,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September 2002,p.1.)据此，美国把恐怖主义威胁定位为美国国家安全的头号和现实威胁，防范中、俄等大国崛起和挑战在美国国家安全轻重缓急排序表上的位置大幅后移。 第三，对美国与各大国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9·11”袭击发生后，各大国没有置身事外，更没有按传统的“零和”游戏规则和冷战思维兴灾乐祸，把美国受难视为自己得分。相反，各大国对美国给予了最大的同情，中、俄两个“体制外”大国率先表态支持美国反恐，对美国决策人重新认识大国关系产生了尤其积极的影响。一年多的反恐实践也促使美国认识到，恐怖主义分子没有国家、没有实体，打了就走，来去如风，传统的军事手段对其无可奈何，“仅靠对一些国家实施大规模报复的威慑已经不再有效”。(注：乔治·布什：“我们今天已变成另外一个国家”，《星期日世界报》，2002年9月8日。)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撰文指出：反恐战争是一场“外交战争”、“政治斗争”，同时也是一场“难以捉摸的战争”，但不是一场“真正的战争”，这场战争“是在沉默中进行，做的是诸如执法、交换情报和将做坏事的家伙揪出来之类的事情”，美国因而需要国际合作、尤其是大国合作。(注：New York Times,September 11,2002.)增进大国合作由此成为美国决策界、战略界和精英层的主流战略思想。从布什总统2002年6月在西点军校发表讲话到“9·11”周年纪念活动前后，美国政要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反复重申美国要利用百年不遇的时机，建设一个各大国和平合作、不再持续备战的世界，促进世界“和平与安全”。(注：The White House,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September 2002,p.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