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近现代史上的大国霸权更替，最终决定胜负的是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而这种发展和国力又是由他们的国家制度和经济制度所决定的。在工业革命早期，英国霸权战胜荷兰、西班牙等老牌殖民大国，靠的是机器工场和大炮利舰，建立了“日不落”殖民体系。美国霸权取代英国霸权，靠的是强大的制造业金融业、海空优势和原子弹，建立了横跨两大洋的军事集团盟国体系。不可否认的是，英、美两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保持着与他们对手相比更有竞争力的制度优势，同时也保持着比其对手更加高明的地缘战略优势。虽然德国、日本、俄罗斯也曾经挑战过当时的霸权国家，但是都未能成功。原因是他们在生产力和制度上都没有提出比当时的霸权国家更有优势的挑战，却采取了更加倒退的扩张方式。这就是过于依赖军事力量，依靠对内的集权统治和对外的武力扩张。其结果不仅没有建立新的霸权体系，却使自己国内统治机器走向了彻底崩溃。这些大国的兴衰史告诉我们，单纯依靠军事扩张而没有经济实力作为后盾的大国崛起，必然是短命的；而仅仅依靠经济实力而忽视制度建设的大国崛起，同样也是难以持久的。 中国不是霸权国家，也无意成为新的霸权国家，它也不会挑战现存的霸权国家及其盟国体系。但是，中国是一个大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一个亚洲的地区大国，它在崛起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来自“维持现状的大国”的打压，也会遇到其他国家和国际力量的阻挠。中国的崛起比任何大国上升更为艰难曲折。如果我们按照常规的思维，依靠军事和经济实力，采取同现存大国对抗和向外扩张的战略，很难摆脱以往“崛起而不满现状的大国”的厄运。我们必须采取与历史上各个大国不同的战略思维，实行融入21世纪全球化趋势而不是与之对抗的战略，才有可能避免在崛起过程中发生大的、全局性的冲突，开创落后国家在世界体系中成功崛起的范例。 这种新战略思维的核心概念就是“新安全观”和“共同利益”。新安全观和共同利益是相对“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而言的，是在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概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需要对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概念作出最简单的分析。 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历来是国家主权的基本构成，是国家作为国际政治实体的基础，又作为国家存在的根本条件。因此，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都是国家战略考虑的首要因素。同时，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又可以分为不同的层次。国家利益可以分为核心利益(包括领土和主权完整，政权的合法性和基本政治制度不受到颠覆、核心价值观不受到挑战等)、重要利益(包括有利的国际环境、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资源不受到敌对力量控制等)、次要利益(包括环境保护，人才培养和集聚。治安和打击犯罪等)。国家安全也可以分为领土(领海、领空)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和环保安全等。在正常情况下，大多数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是在上述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得到基本保证的前提下实现的。但是，国际关系中也经常出现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发生变形的状态。例如，盟国之间往往把其他成员国的核心利益和安全等同于自己的利益和安全；小国经常在大国的保护下维持自己的利益和安全；不同国家之间可能出现利益和安全的某种交换来确保更大的利益和更多的安全；核心利益、重要利益和次要利益之间，各种类型的安全之间也可能出现换位或错位。总之，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它们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发展时期，不同的力量对比关系中，具有不同的具体内容。 在中国崛起过程中，由于国家战略目标定位、国家综合实力、国内社会经济结构和国际环境的长期、深刻而重大变化，其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界定极为复杂。尽管如此，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界定是与21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任务紧密相关的，即实现中等发达的现代化目标、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在这三大任务中，实现现代化是核心，是其他两项任务的保证。因此，与传统的国家利益观相对照，中国更强调经济发展，把全面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准作为核心国家利益。中国在其 他各领域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都必须以这项核心利益为基础和前提条件。无论是内政和外交，中国的各项政策都是围绕着这项核心利益展开的。 与美国相比较，他们强调的是美国主导世界秩序的霸权地位不受到挑战，以此作为美国的核心国家利益。从国家利益的排列次序上看，似乎美国并没有把经济发展放在核心利益部分。这部分是因为美国早已完成其现代化和经济上赶超世界强国的任务，更因为美国的国家经济利益是以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和国际体系为保证的。尽管美国并没有把经济利益放在国家利益的首位，但是经济利益在其全球战略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例如确保对中东石油控制，掌握世界上主要航海通道，保证美元的特殊地位，防止美国高新技术流失，以国防工业带动和提升整体经济结构，制定对美国有利的国际贸易规则等等。当然，美国在其核心国家利益部分经常强调保卫盟国和美国价值观等，但是在实际运作时这些利益往往让位与美国的市场利益。从美国对国家利益的界定和实际操作二者之间的差距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世界上并没有脱离经济利益的抽象的国家利益，也不可能存在与市场战略脱节或背离的安全战略。 从其他大国的国家利益和安全战略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经济利益和市场战略的轴心作用和基础地位。欧盟国家在其集团化和一体化的过程中，始终是把欧洲在全球的市场竞争力放在首位考虑的。由于扩大市场规模和降低交易成本的需要，欧盟国家不惜放弃国家主权的多方面表征，实现关税和货币的统一。这种高度的主权让渡产生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的“超国家联盟”。日本的对外战略基本上是以市场利益为出发点的，它的所谓“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目标都是建立在“经济超级大国”的基础上的，日本外交特点也是同“经济援助”、“开发支持”、“环保外交”等紧密相连的。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对外战略一直在向国际经济战略转型，到普京时期基本上完成了以国内发展为基点的国家利益和安全战略框架。这些大国与美国的关系最终也受到各自的经济利益制约，传统的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因素在大国关系中的地位趋于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