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是动荡蔓延、反思深入、调整深化、机遇扩大的一年。恐怖与反恐怖斗争向纵深发展，非传统安全威胁愈益突出，推动世界主要战略力量更加自觉地反思其战略与安全观念，进一步调整各自安全战略与相互关系，世界政治进程初步显示出在动荡中回归理性、在调整中孕育更大机遇的积极趋势。 恐怖活动威胁人类安全 恐怖与反恐怖斗争深入发展，某些深层次矛盾不同程度地有所暴露甚至激化。一年来，国际反恐怖斗争取得一定成效，国际反恐合作在深度与广度上也有新的发展，主要大国反恐合作日益强化，区域性反恐合作方兴未艾。另一方面，遍及全球不少地区的“基地”组织网络并未陷入瘫痪，大量“基地”残余分子四处散潜，不同程度地与当地恐怖势力相互勾联、重组，在“9·11”周年前后，发生撞击法国油轮、莫斯科人质事件，巴厘岛和三宝颜连环爆炸案等一系列大规模恐怖袭击，再度震惊世界。与“9·11”事件及其前诸恐怖事件相比，新一波恐怖袭击频度高、范围大，波及中东、中亚、南亚和东南亚的“恐怖弧形地带”，均为伊斯兰极端势力所为，袭击对象以西方尤其美国人居多，恐怖活动已由跨国作案转向本地化，具有明显的报复性和彼此呼应等特点。恐怖活动波及之处，畏恐心理弥漫，政治社会秩序动荡，经济信心低落。事实再次表明，随着信息化、全球化加速发展，恐怖主义、跨国有组织犯罪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挑战要更现实、更直接，呼吁人们更加理性地思考21世纪的人类安全与世界前途。 恐怖与反恐怖僵持不下，进一步暴露和牵动某些深层次矛盾。如，恐怖活动更加肆虐，进一步暴露出全球化的某些弊端，促使反全球化运动发展势头有增无减；美国坚持恃武反恐，治标不治本，更引起国际社会广泛不满，巴西阿雷格里港第二届世界社会论坛发表宣言，公开要求结束“军国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战争文化”，佛罗伦萨则发生50万人反战大示威，美国内反战运动也悄然兴起；美认定伊斯兰世界是国际恐怖主义滋生地，深入伊斯兰腹地反恐倒萨，对外战略带有浓厚的“文明冲突论”和“西方优越论”色彩，直接间接地促使摩洛哥、土耳其、巴林和巴基斯坦的伊斯兰政党在选举中得势，显示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美与伊斯兰极端势力的矛盾有所激化，大有成为影响国际战略格局的阶段性主要矛盾的趋势。在严酷的现实面前，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意识到，和平并非简单等于安全，反恐必须标本兼治，发展应当兼顾南北。 反恐背景下的大国战略调整 2002年，各主要战略力量更主动地反思和调整内外安全战略，大国关系继续经历着广泛而深刻的调整，世界格局的多极化进程有新发展。 国际恐怖势力肆虐，恐怖活动向全球蔓延，进一步凸显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现实性与迫切性，推动各方继续反思与调整安全与对外战略。美国锁定恐怖主义为首要安全威胁，确定反恐为头号战略任务，从内外两条战略入手，突出本土反恐保安，在政治、经济、外交、军队和情报等全方位重拳出击，相对后置防范潜在战略对手，战略调整幅度为近半个世纪所仅见。从布什西点军校演讲言及建立“大国友好关系”，国务院政策规划司主任哈斯与总统安全助理赖斯倡导“融合战略”，到新版安全战略报告强调塑造“大国和平竞争而非持续备战的世界”，美战略反思当属步步深入，渐有所成。其战略意图在于借助大国反恐合作，打造美国主导的新世界秩序。俄罗斯趁机主动调整一流大国心态，重视利用反恐推进其内外战略目标，突出改善俄美、俄欧关系，对外战略有进有退，更趋务实；莫斯科人质危机后，俄痛定思痛，重新审视安全环境，以解决车臣问题重点，大幅度重组和强化军队、安全等强力部门的反恐职能。欧盟对外战略重视发挥联合国作用，强调反恐须综合治理，敢于不时与美恃武反恐唱反调。日本则加紧利用参与国际反恐合作，积极为美反恐倒萨提供后勤支援，谋求搭乘美反恐倒萨战车，实现自卫队派兵海外公开化、合法化。北约布拉格峰会则正式修订该组织军事战略，确定反恐为核心任务，制定加强军事能力的一揽子建设方案，批准组建反恐快速反应部队等，从而实现历史性战略转型。 主要战略力量以反恐为轴心调整安全与对外战略，大国关系继续呈现在反恐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在竞争中妥协的新格局。美借大国合作反恐，以单边主义谋霸，反恐与谋霸并举，凭借超强军事实力，全力打造所谓“新帝国”。其他各方原则上认同并支持美国反恐，对美谋霸企图、过分崇尚武力、“先发制人”等单边主义行径却也不无戒备。围绕“失败国家论”、“邪恶轴心论”、“打伊倒萨”及如何判定和消除恐怖主义根源等问题，法、德、俄等国敢于公开在理论上质疑，政策上抵制，借助联合国等多边外交舞台，与美单边主义周旋。在此过程中，美与俄、中、印关系不同程度地有新改善，美欧之间反而龃龉不断，显示随着国际安全形势的变化，大西洋两岸在安全观、战略观等方面正渐行渐远。而且，主要大国在传统安全领域的竞争关系并未消失，受美大幅度增加军费开支、谋求绝对军事优势的影响，全球新一轮高科技军备扩张甚至还有所发展。然而，这些分歧与竞争并未严重冲击和动摇现存国际反恐合作的基本框架。 一年来，美国内“新帝国主义论”、“单极稳定论”甚嚣尘上，有人从狭隘的实力决定论出发，甚至认定美国治下的单极世界已成定局。其实，上述大国关系格局的形成，更多源于恐怖主义的危害性凸显大国合作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强化了各大国求同存异的政治意愿，决非像某些人想像的那样主要源于美国拥有超强实力，其他大国无力与美国抗衡。美在打伊倒萨问题上不得不寻求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布什政府高官最近四处游说谋求他国支持，显示单边主义难以应对“9·11”后世界面临的复杂挑战，美难以独家承受武力反恐、打伊倒萨的政治后果。推进新世纪的人类安全与进步事业，归根到底还需要联合国框架下的大国合作。建立“大国和平竞争而非持续备战的世界”，首先需要美国继续朝积极负责的方向深化理论反思与战略调整，抛弃凭借美现有超强实力威慑并最终迫使其他大国甘愿接受所谓“新帝国”秩序的幻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