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国家感觉到其它国家的军事力量威胁本国安全的时候，这个国家可以通过增强 自己的军事实力来加以防范。但是这又会使得其它国家感觉到军事威胁，因此其它国家 也会增加其军事实力。结果是，不同国家都希望通过发展各自的军事实力来维护国家安 全，但实际效果是，它们的安全环境都恶化了。这种情形被称作安全困境(security di lemma)。如果相关国家的主要安全目标互相不冲突，它们的安全互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它们的领导人对未来充分关注，领导人对安全互动的内容有充分的了解，那么，这些 国家就有可能走出安全困境。也就是通过各自限制和裁减军备来增进相关国家的安全。 通过上述思路实现的军备控制，其主要动因是军事安全考虑。很多军备控制都是以军事 安全作为主要考虑的，例如，美苏签署《反弹道导弹条约》就是因为担心部署反弹道导 弹系统会刺激美苏之间的军备竞赛，诱发第一次核打击。 但这并不是说，军事安全是影响军备控制决策的唯一因素。事实上，除军事安全外还 有其它一些因素在军备控制中发挥作用，在军备控制的决策中，这些因素有时甚至发挥 主要的作用。这些因素包括经济因素、政治因素、环境因素、人道主义因素等等。本文 试对这些因素进行讨论。 一、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一直是军备控制的考虑之一。它对军备控制的影响可以分为积极和消极两个 方面，即促进军备控制或阻止军备控制。 在一个国家具有基本安全感，尤其是安全感有所增加的前提下，经济因素可能成为推 动军备控制的一种重要考虑。中国从80年代中期开始的百万大裁军行动，其出发点就是 “把经济搞上去”。当时能做出这个决定，最根本的一个转变是，国家领导人改变了战 争危险很迫切的看法。(注：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八五年六月四日 )》，《邓小平文选》，126-129页，人民出版社，1993。)因此，经济考虑是这次大幅 度裁军的一个首要因素。中国单方面的百万裁军行动对缓和当时国际紧张气氛有着非常 积极的意义，例如，中俄边境裁军就得益于中国的这次裁军行动。中国以经济发展为主 的政策在此之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经济考虑在世界各国的军备控制中受到了前所 未有的重视。在冷战结束前后，以降低军费为目的的军备控制开始成为全球军备控制中 的重要内容。(注：Chapter IV,“Economic aspects of disarmament”in The United Nations Disarmament Yearbook,Vol.15:1990.Department for Disarmament Affairs ,New York,1991.pp.85-94.)经济因素对军备控制的影响还表现在，当一国的经济出现 下滑甚至危机时，它可能降低军费开支，减少对军备的投入，从而出现单方的军备控制 。这一点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东南亚一些国家武器采购计划的调整上表现得最为 明显。这次危机使受冲击国家的货币贬值，资金匮乏，迫使这些国家的政府采取紧缩国 防开支的政策。例如，1997年泰国的军费预算比原计划减少了30%，马来西亚1998年的 国防开支预算比1997年减少11%。军费的减少使该地区各国调整了原来的军备采购计划 。它们纷纷推迟购买期限，削减采购数量，甚至冻结大型武器系统采购项目。例如，泰 国当时宣布，所有需要用外汇支付的项目(除M16自动步枪项目之外)一律推迟，原计划 采购的潜艇、护卫舰等大型项目被无限期搁置；马来西亚推迟甚至取消了潜艇、战斗机 、直升机、坦克和装甲车等项目的采购计划；菲律宾国防部不得不考虑延长原定的武器 采购期限并削减武器采购数量。(注：《金融危机影响东南亚军贸市场》，载《国外兵 器动态》，1998年2月25日。) 将经济因素作为军备控制中的重要考虑，不仅中国、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这样 经济实力不很强的国家，就是美国这样经济实力很强的国家也不能例外。例如，在克林 顿政府时期，是否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的四个基本判断依据之一就是费用。(注 ：“Evaluating the Criteria For NMD Development,”Arms Control Today,Vol.30,No.3,2000.pp.8-17.) 但是，经济因素并不总是促进军备控制，它也可能促进军备发展甚至军备竞赛。根据 战争经济的逻辑，当一国的经济出现过剩性危机时，为解决有效需求不足与生产过剩的 矛盾，政府应加大对军备的开支。在乘数效应的作用下，政府扩充军备的开支会带动消 费和投资，从而刺激经济的恢复和增长。极右势力当政时这样的逻辑往往就会被采用。 这在二战前的德国表现得很明显。在1929年开始的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德国经济出现了 严重困难。在德国大资产阶级及其它力量支持下，1933年希特勒上台。上台之后，希特 勒推行“要大炮不要黄油”的政策，进行疯狂的扩军备战。1935年用于军备方面的开支 达51.5亿马克，占当年总投资的57%，而1933年军费仅为19亿马克，到1938年达到了170 亿马克，军费开支达到国民收入的20%。在这一政策带动下，德国的工业生产得到了迅 速发展。1936年德国工业生产恢复到1919年的水平；1933年至1938年，工业生产增长89 %。与此同时，把大量失业人员集中到军工厂和军事建筑工地、实行普遍义务兵制等措 施，在解决大量失业问题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933年失业率为20%，到1938年降到0 .95%，基本上“消灭”了失业现象。(注：吴友法：《冒险、失败与崛起：二十世纪德 意志史》，194-195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这种政策最终带来的是战争的爆发和 经济的严重损伤。 考虑经济因素而实现的军备控制往往是一个国家的单边行动，不一定能够形成国际性 的条约。因此，军备控制中的经济因素常常会被人们所忽略。 二、政治因素 一个国家的政治利益也会影响其军备控制政策。基于政治利益的军控决策并不一定与 直接的军事安全利益相一致。有时候，政治因素对军控决策的影响隐藏在安全因素里， 表现得不明显；有时候则作为一个单独的关键性因素出现，这时就很容易观察到。为了 辨别的方便，这里只讨论上述第二种情况。前面提到，经济因素更多地是作用于单边的 军备控制行动，而政治因素则更多地是作用于双边或多边的军备控制。这可以从印度在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上的立场、法国和中国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态度三个案 例中得到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