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决策是指国家在具体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对于行动目标与手段的分析、判断和选 择过程。国际政治中的现实主义理论在研究对外决策时采用“黑匣子”的概念模式，它 假定国家是国际社会中惟一的、理性的行为体。国家依据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来确 定对外政策追求的目标及其顺序，通过对各种可供选择的手段进行系统的、理性的分析 和比较，从中选出最有效、最经济的手段来达到目的。所以，分析家无须了解“匣子” 内部的情况，只要看它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和表现就能判断出它的目的和动机。许多人也 想当然地认为，对外政策是建立在缜密计划的基础上的，是政府或最高领导人深思熟虑 、权衡利弊后理性的、最佳的选择。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对外政策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决策过程是许多不同因素相互 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既涉及决策者个人，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也涉及国家的性 质、政治制度、经济水平、意识形态等方面。美国学者罗杰·希尔斯曼在对美、苏、中 三个国家的共七个对外决策案例进行分析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国家并没有目标，也不会 理性地研究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和选择出达到目标的最佳手段。政策常常是一堆无明显 联系的、甚至毫不相干的行动的总和。即便是重大决策，也并非有意识的权衡利弊后的 决定，而只是官僚机构在势头上的行动。(注：参阅罗杰·希尔斯曼等：《防务与外交 决策中的政治》[M]，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一篇：概念模式，第8—165页；第123 页。)就连世界头号大国美国也不例外。研究美国对外政策的学者承认，“在白宫和行 政机构中，目标并不像大多数人想象的那么明确，计划也谈不上缜密”。(注：杰里尔 ·罗赛蒂：《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M]，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242页；第 251页；第385页。)曾在白宫担任过约翰·肯尼迪总统顾问的弗雷德·达顿也曾坦言： “华盛顿的政策并非全是设计出来的，临时凑合的情况不胜枚举。很多理智、筹划的色 彩可以涂抹在它的身上，那不过是为了当它做某件事时万一出了差错，可使人们或褒或 贬地说上一番。”(注：转引自杰里尔·罗赛蒂：《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第242页 。) 在参与决策的众多国内因素中，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起着重要作用。因为对外决策 中几乎所有问题都不单是物质利益的问题，而且广泛地涉及道德、伦理评判。国家及个 人在对这些问题和现象进行分析、评判以确定自己的对外政策时，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各 自所处的不同文化背景和文化价值观。正如我国政治学学者王沪宁所言，“决策的过程 受决策者价值体系的制约。一定的价值体系决定决策者的态度、信仰和原则。……政治 意识形态对决策过程有直接的或间接的制约作用，一定的公共政策总是带有一定的价值 观念的。”(注：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3 —144页。)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美国，国际政治现实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汉斯·摩根 索和国际政治的著名学者、外交家亨利·基辛格所提倡的现实政治的对外政策从来没有 被美国人完全接受，因为“它的非道德属性太强了”。这一点，就连基辛格本人也不讳 言。(注：亨利·基辛格在其《大外交》(海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一书中反复强调美 国是一个具有浓厚理想主义色彩的国家，只有把现实利益与道义、理想结合起来的政策 才能被民众所接受。)所以，用“黑匣子”概念模式是无法准确判断、理解和说明一个 国家的对外政策和行为的，只有打开“黑匣子”，从分析不同“匣子”的历史文化背景 及其价值观念入手，才能了解和把握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深层原因和动机。 西方研究对外政策的学者们根据已知的对外决策的规律和实践经验，对决策过程在行 政机构内运行方式进行了研究，归纳出三种定型的、标准的对外决策的具体形式，称之 为“对外决策的模式”。(注：因为这三种模式是由艾利森最早提出的，所以又被称为 艾利森的三个模式，详细内容见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争 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M]，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513—515页。)对外决策模 式主要由决策主体、决策程序、决策方法三个基本变量构成，根据它们的具体组合方式 来划分不同的决策模式。笔者将以美国为例，通过分析美国文化对美国对外决策三种模 式的影响来说明文化因素在对外决策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1.文化与理性决策模式(the Rational Actor Model) 理性决策模式把对外决策看作是一个集权化和理性化的决策过程。集权化是指国家是 一个单一的行为体，它有单一的意志，并用一个单一的个人或集体来代表，也就是说国 家的最高领导人掌握着对外决策的最高权力。理性化是指对外决策是一个理性选择的过 程，通过一种成本核算的方式，试图以最低的成本来得到最佳的效果。它是基于决策者 对国际环境中存在的各种危险和机会的性质有准确和全面的了解，而在现实的对外决策 中，国际形势变化多端，存在许多复杂的、不可确定、无法预测的因素，即使有许多情 报和政策选择供决策者考虑，他也很难全面权衡。所以，人们又把理性决策模式称为对 外决策的“理想”模式，即是说这种决策模式在实际操作中基本上是不存在的。但也有 学者把危机中的决策认为是理性决策模式的运用。 文化是如何在理性决策模式中发挥作用的呢?首先，最高领导人的决策不仅反映了决策 者本人的价值观，而且也包含着国家或民族的文化价值观。诚然，由于决策者个人掌握 有决策的最高权力，决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决策者的信念和个人素质决定的。但是，在 决策者的信念中必然体现着他的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因为这些价值观是被社会化了的， 而且是根深蒂固的，无论是大众群体还是精英群体，都受到它的潜移默化的影响。理性 决策模式反映了国家或民族的共同价值观。如果决策者想要做出有悖于本国文化价值观 的决定，那么他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在做出决定之前先“教育”国民，对他们进行“洗 脑”，这需长期努力并且一般不会成功；要么他准备接受公众对他的指责和反对，这是 决策者所不愿看到的。基于以上两个原因，政治家和决策者对文化价值观在对外决策中 的制约作用予以高度重视。美国历史学家弗兰克·宁柯维奇在考察了美国自1900年以来 的对外政策后总结说：“见识深远的政治家总是承认外交同样需要考虑文化价值观，这 些价值由于在形成理解力上的至关重要的 作用，所以较之意识形态或抽象的理想更具有意义。在20世纪，美国几乎所有的重要政 治家都毫无例外地把文化因素作为其处理外交的组成部分；的确，文化在他们的决策中 起着明显的、常常是决定性的作用。(注：Frank A.Ninkovich,“Culture in U.S Fore ign Policy Since 1900,”in Jongsuk Chay ed.,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 ons,New York,1990,P.103.)美国学者J·斯帕尼尔也指出：“我们的政治领袖们反映了 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念，每当他们在执行国家的对外政策中似乎要漠视这些价值观念时， 他们总会受到政府行政部门、国会、反对派以及新闻界人士的批评。”(注：J·斯帕尼 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外交政策》[M]，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44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