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1979年革命是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下取得成功的。革命后伊朗建立了神权性质的共 和国，宗教领袖由此取得了突出的政治地位，总统的权力大大受到限制，总统在制定国 家方针政策之时不得不考虑宗教领袖的态度。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20余年的历程中，宗 教领袖与总统在外交方面多有分歧，这较为严重地制约了伊朗外交的发展。纵观革命后 的伊朗外交，可划分为霍梅尼时期(1979～1989年)和哈梅内伊时期(1989年至今)；后者 又可分为哈梅内伊-拉夫桑贾尼(1989～1997年)和哈梅内伊—哈塔米(1997年至今)两个 阶段。 霍梅尼时期 1979年宪法规定伊朗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共和政体，由总统在这3个部门 之间进行协调。但实际上总统仅是名义上的国家首脑，最高宗教领袖霍梅尼才是国家的 真正主宰者，他对政治、宗教事务都有决策权，而且还有权罢免总统。(注：《伊朗伊 斯兰共和国宪法》，见姜士林主编：《世界宪法全书》，青岛出版社1997年版。)在霍 梅尼时期，作为国家元首的总统不过是执行最高宗教领袖政策的一个角色而已。 在外交领域，重大问题的决策更要以霍梅尼的意见为是。霍梅尼在伊朗不是以政治领 导人，而是以宗教领袖及人民思想指引者的身份存在的，这一身份再加上他浓重的伊斯 兰教情结，使其外交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霍梅尼的思想主要有四大主 张，即谋求建立伊斯兰政府、实现教法学家的统治；反对君主制；反殖、反帝、反西方 化和反世俗化；输出革命建立伊斯兰世界秩序。(注：安维华、刘竞：《现代海湾国家 政治体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70～274页。)这些思想主张一旦 落实到国家政策上，必然会四面树敌。深受伊斯兰革命挑战的阿拉伯君主国和其他穆斯 林国家、被霍梅尼视为非法存在的以色列、受到革命政权强烈谴责的美国和其他西方国 家，都对霍梅尼政权充满敌意，这就使得伊朗外交举步维艰。事实上，当年萨达姆少有 顾忌地发动两伊战争，与伊朗的外交困境不无关系。 霍梅尼时期的派别斗争在伊朗政治中非常明显，这也给伊朗的对外政策造成了一定影 响。先是自由派与教士之间的斗争，这场斗争以自由派领袖巴扎尔甘和巴尼萨德尔政府 的相继倒台而告终。教士阶层取得权力优势后，其内部的激进派与温和派又进行了持续 的权力争夺。这一时期派别斗争虽然较为突出，但很少有某派在权力斗争中取得绝对优 势地位，霍梅尼在两派之间总是扮演“调节器”的角色以防某派独享大权。他的这一策 略使伊朗内政外交都深受其害，混乱且缺乏连贯。毫无休止的内部纷争使伊朗本已存在 的危机趋向尖锐化，使困难中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雪上加霜。1988年两伊战争停火后， 伊朗统治阶层的分歧扩大了，“由于未能打赢战争而引起的幻灭感，战争对经济实力的 损耗，生活质量的总体下降，以及愈益增长的公众不满情绪——所有这一切都因为政府 内部围绕国家重建和输出革命问题的思想分歧而加剧。”(注：埃斯波西托：《伊斯兰 威胁——神话还是现实?》，东方晓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50页。) 统治阶层内的派别斗争在“拉什迪事件”中再次凸现。霍梅尼对拉什迪下达死亡令，与 其说是出于宗教感情的受辱，倒不如说是为平衡国内派别力量，其根本用意在于抑制温 和的务实派，提升日渐失势的激进派，以此来恢复因两伊战争受挫而遭到损害的个人威 望及重振出现动摇的伊斯兰革命精神。 霍梅尼的思想虽然宗教色彩较浓，但也有一定的现实主义成分。在面临困境时，霍梅 尼也能做出一些政策调整。例如在1984年10月，他就外交问题做出了新指示，强调要与 各国政府建立友好关系。在这一新指示的指导下，当时的总统哈梅内伊、议长拉夫桑贾 尼、外长韦拉亚提等领导人在1984～1988年间造访日本、中国、非洲、东欧、西南欧等 国家和地区，开创了伊朗外交所谓的“开放”阶段。(注：Shireen T.Hunter,Iran Aft er Khomeini,New York,1992,p.115.)霍梅尼的外交灵活性还表现在1988年伊朗无条件 接受联合国安理会第598号决议，宣布与伊拉克停火。这表明伊朗的外交目标已有所变 化，即不再要求萨达姆必须下台。接受598号决议为伊朗开启了与邻国改善关系的大门 。到1988年底，伊朗已经与除沙特、伊拉克之外的所有海湾国家建立了正常关系。 纵观霍梅尼时期的伊朗外交，虽然有时会表现出温和、务实的迹象，但激进乃是其主 流。正当人们为伊朗日趋务实而欢呼时，又爆发了“拉什迪事件”，就说明了这一点。 哈梅内伊时期 1989年6月3日霍梅尼逝世及此前修宪工作的完成为伊朗外交的发展提供了契机。面临 战争后的困境和国际形势的骤变，霍梅尼之后的伊朗领导人不得不对过去较为激进的政 策进行调整，伊朗外交于是趋向温和。在哈梅内伊—拉夫桑贾尼权力组合阶段的前期， 两位实权派人物配合较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家面临的压力，但到后期，二者摩擦 逐渐增多。到哈梅内伊—哈塔米阶段，因为哈塔米总统改革的步伐迈得更大，宗教领袖 与总统的关系日渐恶化，严重影响到了伊朗的内政外交。 1.哈梅内伊—拉夫桑贾尼阶段 霍梅尼逝世后，哈梅内伊继承了宗教领袖职位，被称为伊朗精神领袖。哈梅内伊被霍 梅尼选定为接班人，并不是由于他的宗教身份，而是看重他的政治能力。哈梅内伊曾担 任国防部副部长、革命卫队司令、德黑兰市教长，尤为重要的是他还担任过执政的伊斯 兰共和党总书记，并且是当时的共和国总统。哈梅内伊身上所体现的首先是一个政治家 的特征，其次才是宗教学家，这也就注定了在他制定政策时宗教因素会少于霍梅尼时期 ，而现实政治的考虑会有所增加。事实也证明，霍梅尼逝世之后的几年中，哈梅内伊与 务实派代表人物拉夫桑贾尼的工作配合较为融洽，他基本上是总统政策的支持者。不过 也要看到，哈梅内伊原本是激进势力中的一员，他反对与西方发展过多的联系，反对伊 朗社会“西方化”。为了防止穆斯林伊朗的“腐化”，他常发表反对外国投资、反对西 方文化入侵的言论。哈梅内伊的这些思想和言论对伊朗政治、外交有很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