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初期，蒋介石及国民政府曾屡次要求苏联出兵，参加对日作战，却一再遭到苏联方面的拒绝。本文拟就这一分歧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对两国关系的影响略作论述，以深化对抗时期中苏关系的研究。 一、问题的缘起 蒋介石政府明确向苏联提出对日参战的要求是在七七事变以后，但这种意图却由来已久。早在1934年7月蒋廷黻访苏，疏通了自复交后又僵持多年的双边关系之后，蒋介石就开始考虑如何争取苏援问题。蒋介石的设想有两方面：一方面，要求苏联向中国提供军需品。这一要求是由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于1935年10月9日同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会谈时提出的。苏联方面对这一要求的答复是明快的。11月19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电告鲍格莫洛夫，“同意出售”①。另一方面，蒋介石委托孔祥熙向苏方提出缔结秘密军事协定。1935年7月初，孔祥熙拜访鲍格莫洛夫时问道，苏联政府是否准备同中国方面缔结互助协定，（即秘密军事协定）。鲍格莫洛夫顿感惊讶，反诘道：中国政府由于惧怕日本的压力，竟拒绝订立中苏互不侵犯协定，并拖延对缔结商约问题的答复，怎么忽而言称要签订互助协定呢！②初次碰壁并未使蒋介石灰心。10月18，他亲自会晤鲍格莫洛夫，再度提出这一问题。蒋介石说，他赞成缔结中苏商约和互不侵犯协定，但认为这只是形式上的举动，希望有一个实质性的协议，真正促进中苏之间的真挚关系，并能保障远东和平。当鲍格莫洛夫问他这是什么样的协议时，蒋说中苏之间需要一个“非表面性”的协议。这个“非表面性”的协议究竟是什么呢？蒋介石解释并强调：他不是作为中国政府的代表提出这一建议，而是作为中国军队的统帅提出的，“对这一点的理解应当是指秘密军事协定”③。鲍格莫洛夫巧妙地回避开了蒋介石的问题。此后不久，中国方面又一次提出这个问题，鲍格莫洛夫在1935年11月10日给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的信中写道：“他们（指中国领导人）都说愿意缔结商约和互不侵犯协定，但他们又强调，在中国目前困难的形势下，无论商约还是互不侵犯协定都无补于中国，并暗示希望缔结互助协定。”④蒋介石可能考虑到仅通过鲍格莫洛夫向苏联政府转达这种请求还不够，便于1935年底派陈立夫去莫斯科直接同苏联领导人会谈此事。陈立夫于1936年1月抵达柏林，在那里等待斯大林同意谈判的消息。但数月之后仍无结果，蒋只得令陈立夫返回南京。 蒋介石原先连缔结互不侵犯协定都延宕不决，而现在竟要立即缔结互助协定，可谓是对苏政策上的一大变化。产生这一变化的基本原因，是蒋介石指望西方的愿望落空了。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设立了特种外交委员会，以戴传贤为会长、宋子文为副会长，主持对日外交工作。实际上，与其说是对日外交，毋宁说是对国联和美国外交。因为特种外交委员会的任务就是依据蒋介石的外交方针，谋求依靠国联和美国的力量解决中日冲突。1931年10月14日，该委员会委员顾维钧等人在给张学良的电报中说得很清楚：“中国完全委托国联”，“外委诸公主张，如国联无办法，再请美国提出九国条约以制日”⑤。蒋介石不仅指令外委会贯彻其外交方针，还亲自进行外交活动。这一期间，他多次召见英、美、法、德等国的使节谈话。颜惠庆、郭泰祺、顾维钧等驻国联代表也在国联积极活动。在中国驻国联代办施肇基的建议下，国联组成以李顿为首的英、美、法、德、意五国代表组成的调查团，来华调查处理九一八事变，其结果却与蒋介石的期望相去甚远，与中国人民的利益更是格格不入的。1933年初，日本继续向关内进犯，企图占领平津，中国请求国联对日本实行制裁（主要是武器禁运），停止对日信贷和进口日本产品等，但无论英、法或美国都不肯这样做，担心引起严重纠纷。5月，华北形势进一步恶化，中国又要求英、美、法三国警告日本，阻止其继续南犯，但三国都不愿这样做。5月16日，南京国民政府国防会议就平津战事作的决议写道：“国际及各国，除道德上之同情外，未曾依据条约制裁日本，亦未与中国以实力援助。”⑥这说明南京政府对西方坐视日本侵略的政策已经不满。1934年6月至1936年3月顾维钧回国度假期间，曾与蒋介石、汪精卫等人交谈。他说：“我很自然地得出一个明确的概念，就是他们都对日内瓦国际联盟失去了信心。”⑦1935年2月8日，中国驻英公使郭泰祺同苏联驻英全权代表曼伊斯基会谈时表示，“现在中国普遍的情绪是最好对西方置之不理。”⑧郭泰祺的这番话显然是对苏联的一种暗示：西方的离弃迫使中国寄希望于苏联的援助。 从苏联方面看，到1934年，其经济实力较之中苏复交前后已有较大增长，具备满足蒋介石这种要求的可能。与此同时，苏联的国际地位也不断提高。1933年11月16日，苏联同美国建交。这一切必然对蒋介石的对苏政策发生积极影响，使他感到，苏联是有能力给中国以援助的。鲍格莫洛夫在1934年的报告中说，中国领导人认为“苏联的经济和军事的成就是肯定的因素，它能够有效地制止日本的侵略”⑨。正是出于这种考虑，蒋介石外交政策的重心才开始向苏联方面偏移。 对蒋介石外交政策上的这种变化，苏联方面看得很清楚。1935年12月9日，鲍格莫洛夫在给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的电报中指出：“我同南京领导人历次会谈留下的印象是，他们都想加速我们和日本间可能的冲突；我同蒋介石的会谈也证实了这一推测。”⑩12月28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在给鲍格莫洛夫的复函中也同意这一判断：“各方面情况向我们证实，南京政府的所有打算只是建立在其它国家同日本的作战上，而它自己却认为没有同日本作战的可能。”(11)根据这种判断，苏联方面对蒋介石的建议反应谨慎，没有断然拒绝建议，但也没有同意缔结互助协定，而是要进一步查明蒋介石的意图。斯托莫尼亚科夫在给鲍格莫洛夫的上述复函中写道：“为此，您应该再次亲自会见蒋介石，并向他证实苏联政府愿意缔结他所提议的反对日本侵略的互助协定或条约，向他提出一系列问题以查明其立场。在这方面需要向蒋介石指出，我们不清楚蒋介石如何设想具体实现自己的建议；我们的义务应是什么，中国政府的义务应是什么，条约或协定从什么时候开始生效；它们大概具有何种力量等。”复函还强调：“应当指出，我们在承担如此重要义务的同时，要了解清楚他（蒋介石）保卫中国反对日本的计划，以及中国帮助苏联反对日本侵略的计划。”(12)苏联的意图很清楚，既然缔结双边互助协定，双方承担的义务就是相互的，蒋介石如果自己不想抗日而企图把抗日责任转嫁到苏联身上是绝对不行的。根据斯托莫尼亚科夫的指示，鲍格莫洛夫于1936年1月22日同蒋介石进行会谈。会谈结果使苏联方面大为失望，蒋介石没能通告同日本侵略进行斗争的任何具体计划。针对这一情况，斯托莫尼亚科夫在2月29日明确电告鲍格莫洛夫，既然蒋介石“仍旧动摇并且没有解决如何抵抗日本侵略这一根本的问题”，所以在日本占领华北各省后，“我们对这些省份很难承担‘相互’援助的义务”。电报还说：“您应当坚定地指出这一点，我们的声明是根据他本人所采取的不确定的立场。”(13)很明显，蒋介石对抗日的动摇性和妥协性是苏联难以与其缔结互助协定（其中包括承诺出兵义务）的一个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