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论述了从“九·一八事变”到抗战全面爆发6年间的国共关系，即国共两党从尖锐对立到第二次合作的历程。文章的着重点在于分析国共两党在民族危机加深的背景下两党政策的演变。结论是国共两党在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时刻，能够捐弃前嫌，以民族利益为重，互谅互让，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抗日战争的掀起并走向胜利，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关键词】 国共关系 民族矛盾 统一战线 谈判 合作 国民党 共产党 近代以来，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构成了中国社会的两个主要矛盾。而民族矛盾又常常居于主动的地位，支配着两个主要矛盾的消长，对于中国社会与政治发生巨大的影响。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八·一三”上海抗战，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入侵将中华民族的生存问题又一次严峻地提了出来。对于这个问题，国内各派政治势力都无可避免地需作出自己的应对，调整自己的纲领与政策，于是在中国最大的两个政党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便由全面的对抗和两个政权的对立到合作抗日，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经历了曲折的变化。 一、两个政党、两个政权的尖锐对立 “九·一八”事变爆发之时，国共两党正处于严重的对立状态。中国共产党经过几年艰苦斗争，在国民党军队的反复“围剿”中建立起十数块革命根据地，建立了拥有相当实力的红军，自下而上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此时，中央红军胜利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三次“围剿”，并于1931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在江西瑞金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两个政权的对立，使两党的对抗更加激烈化。这一状态，影响了国共两党领袖的政治思维。 对于“九·一八事变”所带来的严重的民族危机的问题，蒋介石国民党并未给予应有的重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导致东三省的沦陷。在“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仍然坚持反共内战的政策，对外妥协退让。1931年11月，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的国策，作为内政外交的政策支点。在此政策下，国民党政府置民族危亡于不顾，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进逼步步退让，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苏区加紧围剿，施行白色恐怖，对国内其它反蒋势力进行镇压。虽然蒋介石并非没有考虑抗战的问题，但这个问题远远没有放在一个应有的位置。 在中国共产党方面，支配党的决策权的“左”的领导者亦没有及时看到“九·一八事变”之后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他们仍把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政权的对抗当作中国社会政治的主题，执着于“革命危机”、“两个政权对抗”、“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思维范式。“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发布的一系列文件，均反映了这种思维范式，如“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主要特点，是江西红军冲破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与其它苏区红军的胜利，是普及全中国的灾民斗争，与澎湃着冲击着前来的反帝潮流”，①“中国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两个政权——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与苏维埃的工农民主专政——的尖锐对立。这是目前政治生活的核心，这是全国革命危机生长的最主要的标志”，②中共中央规定的任务，是“为扩大苏区、为将几个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而斗争，为占领几个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斗争”。③ 受着原有的政治思维范式的局限，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及其政治指导者共产国际对于“九·一八事变”的判断，也存在着明显的偏差。“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发布了一系列的决议、通告，表明中国共产党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坚决抵抗态度，号召全国人民武装起来，反抗侵略。这些文件在动员人民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到中共领导者对于“九·一八事变”存在着两个方面的认识：其一是将其视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瓜分中国的重大步骤；其二是认为“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对苏联进攻的准备。这两个认识基点，一是民族危机的问题，一是世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对抗的问题。 对此，共产国际从资本主义世界与社会主义世界的对立和决战的立场出发，强调帝国主义国家在反对苏联与反对中国革命上的一致性，认为满州事变是帝国主义“靠牺牲苏联来摆脱危机”的一步，“侵占满州——这不是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战争，这是对中国劳动群众、对中国革命的战争，这也是对我们的战争”。④ 对这一点，中共领导人与共产国际是相当一致的。中共中央在《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州事变的决议》中提出：“满州事变是瓜分中国为各个帝国主义者的殖民地的开始，是反苏联战争的序幕，是世界新的帝国主义强盗战争的初步”。⑤中共领导人特别强调，“九·一八事变”更主要的还在为的进行反苏联的武装干涉，为的武装干涉中国革命，来反对中国的民众”。⑥因此，在政治宣传与政治动员上，以反对进攻苏联、武装保卫苏联作为重要的口号。这就与中国所面临的危机和中国民众的认识相脱节。 与此相联系的是对国民党的看法，这就是对国民党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一致性有所夸大，认为：“国民党政府事先参预了日本武装占领满州的计划，命令自己的军队无条件的缴械投降，将千百万的劳动群众给日本帝国主义者蹂躏、虐杀、奸淫与剥削”，“国民党政府的投降帝国主义与无耻出卖民族利益，给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政策与武装占领作开路先锋”。⑦因此，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同时也是阶级的斗争，只能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以求中国民族彻底的解放与独立”，“要真正实行民族革命战争，直接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必须首先推翻帮助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民族革命运动，阻碍民族革命战争发展的国民党反动统治”。⑧这样，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和与国民党反动统治展开决战的方针，有了这一方面的逻辑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