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宪法与改革 纪念现行宪法颁布20周年，重温修宪、行宪的历程，百感交集。20年前修宪时，思想 解放方兴未艾，经济改革起步未久，市场经济体制和依法治国方略皆未确立，要制定一 部能行之久远的宪法，何其难也。尽管我们不能说，修宪者们对许多基本理论问题都有 明确而且正确的答案(注：例如，1978年12月，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大规模的急风暴 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应该按照严格区分 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针去解决，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去解决”； “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中共中央文件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 社，1994年，第86、92页)，但是，宪法如何规定解决阶级斗争的“程序”?“公民权利 ”是否只能限于宪法而且限于1978年宪法?这类问题，还没有明确的答案。)，但是，他 们就一些重大而又困难的问题所作的决断，可谓果敢无畏，意义深远。例如，和平时期 修宪之通例乃是以被修改的宪法为基础，1982年修宪却决定不以1978年宪法而以1954年 宪法为基础(注：彭真在1981年7月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1978年宪法失之过于简单，不 如以1954年宪法为基础好。应按中央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 神修改宪法。有关解释参见张友渔《学习新宪法》(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1—22 页。)；两院制问题提出后(注：如，许崇德：《修改宪法十议》，《民主与法制》1981 年第3期，第8—9页。)，经过自由讨论，决定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注：反对两院制 的理由，参见潘念之《有关修改宪法的几点意见》，载《民主与法制》1981年第4期； 董成美《试论现行宪法如何修改的几个问题》，载《民主与法制》1982年第2期。反对 政协设为两院之一的理由，参见肖蔚云《我国现行宪法的诞生》(北京大学出版社，198 6年)第34—36页。不采纳两院制的理由，参见张友渔《宪政论丛》下册(群众出版社，1 986年)第118—119页。)；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把公民权利和义务一章放在国家机 构一章之后，修宪者决意将这一章提前(注：“主张放在前面的是突出国家权利属于人 民，先有公民的权利，才有国家的权利”(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政治组编《中 国宪法精释》，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年，第51页)。)。这类政治决断，吸收了中国宪 政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获得了广泛的社会支持(注：学界关于人治与法治、法律本 质、民主与法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问题的讨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参见《论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出版社，1981年)；《法治与人治问题讨论集》(群众出版社 ，1981年)；《宪法论文集》、《宪法论文集》(续编)(群众出版社，1982年)。)，算得 上重大的宪法改革。 20年来的行宪史，也是宪法的变迁史。宪法且行且改，可以说，是一部“改革宪法” 。它为认可和推动改革而制定，又因改革而屡屡修改。现在应考虑的问题是，宪法不单 要跟着改革的步伐走，不断确认和巩固改革的成果，还要更多地引导改革、指导改革， 为改革留出必要的空间，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中华文明的传承提供宏大、坚固的理论和 制度框架，并在必要时能够限制改革、约束改革。从世界宪法史看，大致说来，有三种 类型的宪法，一是“革命宪法”，一是“改革宪法”，一是“宪政宪法”(注：作为一 种分析方法，“革命宪法”、“改革宪法”和“宪政宪法”的类型划分对于非西方宪法 有较强的解释力。相关研究参见亚什·凯《第三世界国家的国家理论和宪政主义研究》 ，载宪法比较研究课题组编译《宪法比较研究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韩大 元《亚洲立宪主义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6年)；郝铁川、童之伟、韩大 元、马岭等关于“良性违宪”的讨论(参见马岭《当代大学生宪政观念管窥》，载《法 商研究》2002年第2期)；以及陈端洪为“改革宪法”的辩说(《由富强到自由：中国宪 法的价值取向与司法化的可能性》，《法制日报》2002年12月5日)。)。“革命宪法” 创制于夺取政权的革命时期，旨在从法律上确认和巩固革命成果。它的合法性基础不是 过去的法统，而是革命本身。“改革宪法”出现于因国家的形势和任务发生很大变化而 必须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广泛领域推行大幅度改革的时期，旨在确认和巩固改 革成果，维护改革所需的秩序。它在把改革成果合法化的同时，也不得不改革自身。由 于改革既不同于革命又具有某种革命的意义，既依托原有体制又在很大程度上改造原有 体制，所以，“改革宪法”的合法性基础既是现有法统，又是改革本身。这决定了无论 实体方面，还是程序方面，都在一定程度上允许违宪改革、违法改革。倘若“革命宪法 ”已然成功了却合法化问题，“改革宪法”这一过渡时期或许成为不必。“宪政宪法” 出现于革命或改革已基本完成并确立宪政体制和法治原则之后。这个时候，不仅有宪法 ，而且有宪政；不仅有法律，而且有法治。宪法真正享有最高的法律权威，国家和社会 管理的一切活动，包括各方面的改革，都纳入宪法和法律的轨道。一切权力危机，皆为 宪法危机。一切重大改革，皆为合宪改革。“宪政宪法”既是改革的，又是守成的；既 是发展的，又是稳定的；而且，守成和稳定的成分占居主导。惟其如此，宪法方可为安 邦定国、长治久安之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