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学者认为宪法学已经没有什么可研究的了，我不这样认为。其实要研究的问题 很多：一是从理论上深入，因为宪法涉及到的问题很多——不仅有法律理论，还包括政 治学理论、行政学理论的一些原理问题；二是对规则的研究，研究要深入，要很细，研 究一个宪法规范可以写几本书；三是进行比较研究。今天要谈的几个问题都比较热门， 涉及到一些重大的法的一般理论和宪法理论。我想就这些谈谈个人的想法。 一、法律至上 1979年9月我和其他两位同志在《论依法治国》一文中最早提出了法律至上的观点，当 时就有人反对，在正式稿子中把它删掉了。1989年，我在《中国法制改革学术研讨会》 的发言中又主张“必须响亮地提出法律至上的口号，保证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注：《法学研究》1989年第2期。)1989年王家福、刘海年和我发表的《论法制改革》 中提出的五个原则中包括了法律至上原则。(注：《法学研究》1989年第2期。)夏勇在 《中国人权百科全书》中关于“法治”的解释也提出了法律至上。(注：《中国人权百 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第120页。)此外李光灿、王礼明、程燎原、倪正茂 等同志都持这种主张。我在1999年4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依法治国的里程碑》一 文中的十个法律原则中也包括了法律至上。所以在法学界对法律至上的观点提出质疑的 不多，但也不是没有。1982年《宪法》起草过程中，胡乔木主持起草小组的预备会议时 ，王叔文曾经问过胡乔木：“现在有人提出法律至上，你认为对不对?”胡乔木回答： “法律不能至上，国家也不能至上。”顺便说一下，我个人认为国家不能至上是对的， 我们过去吃过这方面的亏，其表现有三个：一表现为国家利益至上。在国家利益、个人 利益和社会群体利益之间，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因此忽略了地方、单位、企业和劳动者 个人的利益，这是我们长期以来政治经济制度高度集中的结果，改革开放以后一直在调 整这种利益关系；二表现为国家职能至上，国家把一切都包了，现在国家职能要进行转 变，实现“小国家，大社会”，扩大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三表现为国家权力至上。在 权利(right)和权力(power)之间的关系问题上认为是国家的权力产生了公民的权利，而 不是相反；不重视维护公民的权利。实际上，自五十年代以来这三个问题在我们的现实 生活中就存在了，这也是我们现在正在改革的东西，也是涉及到根本制度的东西，因此 从理论上说国家至上是不对的。现在再回到法律至上这个问题。张光博教授认为“法律 作为国家权力的实现形式，可以体现国家主权的至高无上性，但它本身并非至高无上的 ”。(注：见张光博《关于宪法学的几个理论问题》，载《人民之友》2000年第12期。 以下引用张光博教授的话，都出自他的这篇文章。)其论点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国家主 权具有至高性，因此不能提法律至上；另一个是法律是随时可以修改的，所以法律不能 至上。还有一个观点是人民意志至上，因此法律不能至上。法律可以修改因此法律不能 至上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从古至今那些主张法律至上的学者从没有说过法律至上法律 就不能修改，这二者之间有什么逻辑联系呢?国家主权至上的含义是对外的独立性和对 内的最高性，但不能说主权具有至高性，法律就不应该有至高性，二者之间并没有逻辑 联系。说人民意志至上也对，但在现代法治社会里，没有法律至上，人民意志至上就是 一句空话。现代宪法的产生是基于人民主权原则而来的。人民要当家作主，但又不可能 都去直接管理国家。这就要选举产生议会和政府，同时又要防止国家权力无限和滥用， 因此提出了有限政府的理论，从而就产生了宪法。宪法有两个核心问题：一是约束国家 权力，规定其权限和程序；二是规定公民的权利。这样，人民意志通过宪法和法律来体 现，而政府又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办事，法律具有至高无上性，才能保证人民意志的实 现，否则就是空的。所以没有法律至上，难以保障人民意志至上。法律至上和人民意志 至上，这是相通的，并不矛盾。一个概念的使用，当然要考虑名实相符的问题，但有些 概念的内涵是约定俗成的，不能随便在上面附加东西。如法律至上，从亚里斯多德到戴 西一直到现在，其基本含义就是的权威具有至高无上性，一般人不会错误理解。法律具 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是在权威这个问题上来说的，这和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 报是一样的：“法律要具有极大的权威。”“极大”在中文已是最高级的，不就是至上 了吗?所以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对于概念的理解要准确，既不能把人家没有的东西 硬加在上面，也不能望文生义。我们理论界吃这样的亏太多了。例如，我们所在“文革 ”前出的一本小册子说，所谓“法治”是资产阶级骗人的东西，因为法律是死的，怎么 治理国家?哪一个国家不是人在治?后来在争论“法治”“人治”的时候，某大学一位教 授也认为这个概念不科学(法律统治的主体是人，不是法律)。(注：见《法治与人治问 题讨论集》，群众出版社1981年版，第294页。)有的领导人不同意司法独立这个词，说 “司法独立”不是向党、人大闹独立吗?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包括1 979年刑事诉讼法起草稿中本来有“人民法院独立审判，不受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 和个人的干涉”的规定，当时连起草小组中的公安局长都同意这条规定，但后来还是改 成“不受行政机关的干涉”。还有一个例子是无罪推定，因为有人反对，认为有罪推定 不对，无罪推定也不对，我们主张实事求是。因此一直回避这个词。在西方，无罪推定 究竟是什么意思?它设计的合理性是什么?不从大家约定俗成的含义去理解，而是望文生 义。 二、依法治国主要治官 依法治国主要治官是我在去年的《中国经济时报》发表的一篇答记者问中提出的，(注 ：《依法治国首先要依法治官》一文载《中国经济时报》1999年3月8日第一版。)很多 报纸曾予以转载，我也收到不少来信。有些人同意，也有些人提出质疑。我到各个省去 讲课的时候，在随后的座谈会上，有不少同志提出必须明确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长期以来我们把法律仅仅看作是治理老百姓的工具，而且不是主要工具，还要靠人 治。义务本位以及古代的政治体制、法律制度的特点决定了这种思维方法。人民主权否 定君主主权后，产生了宪法，需要选举、代议制，对政府权力进行限制……近代法治的 任务就是要用法律的功能约束老百姓和官吏，但主要是官吏。这是由人民主权原则且又 必须实行代议制的情况所决定，是现代宪法产生的根本目的之一。而且，老百姓手中无 权，直接治理国家的不是民而是官；要依照法律治国的也不是民而是官。张光博教授认 为依法治国“不能解释为依法治吏或依法治权，法和国家都掌握在统治阶级手里，通过 官吏实行对被统治阶级的统治，而不是首先对付自己的工作人员，应对付被统治阶级” 。这里涉及到一些词的用法。依法治国中的治不是对付，是治理、约束、管理之意。如 果是对付被统治阶级，依法治国的意义究竟还有多大?这涉及到法理学界依然在争论的 法的本质问题。现在还有少数学者坚持认为，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最先对此提出 质疑的不是法学界，而是胡乔木同志。“现在还有没有被统治阶级?从1956年以后没有 一个被统治阶级，哪里还有统治阶级?因此是不对的”。无论从立法、司法实践，还是 从社会现实来看，我们并没有在立法、司法的时候考虑怎样对付被统治阶级，没有人在 立法过程中讨论过这个问题，而是讨论利益关系，用一定的伦理道德、一整套的价值准 则来分配社会上的各种利益，处理各种利益关系，这才是法律的本质问题。因此法律的 本质应是利益问题、道德问题，即统治者用一定的伦理道德、价值准则来分配社会的各 种利益。法律关系的核心是利益关系，权利的核心是利益问题，义务是一种负担(利益 的负担)，权利是一种享有(利益的享有)。 三、宪法监督 张光博教授认为“如果其他中央国家机关或者法律发生违宪，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日 常行使职权过程中即可解决，可以说关于违宪问题在我国制度设计过程中就已经消化了 ”。也就是说关于违宪理论的探讨、违宪审查制度的设计实际上是没有必要的，宪法已 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在宪法理论界还没有人提出过这种令人吃惊的看法。1982年《宪法 》通过时有3票弃权，这在我们立宪史是开天辟地的一件事。当时这三个人都公开了自 己的身份，弃权的主要理由是82年《宪法》没有能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当时宪法学界对 此的呼声很高，一直到开会表决之前，意见大都集中在这点。胡绳在写82年《宪法》讲 话稿时，内部有一个报告，其中提到“我们现在条件还不太成熟，经验还不够”。此后 18年来，宪法学界一直在呼吁设立违宪审查制度，这是比较一致的看法。这次许崇德在 全国人大讲课时，除讲了一些基本知识以外，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宪法》如何实施 ?如何保障其实施?二是违宪审查的问题。(注：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讲座汇编》(第 一辑)，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22页。)在理论界，有一系列概念的解释还没 有达成共识，还无法得出具有权威性的解释。如违宪的主体是谁?(是国家领导人?国家 主要干部?高级干部?老百姓有没有违宪问题?)违什么东西是违宪?《宪法》规定公开审 判制度，我们长期以来很多案件都不公开，是不是违宪?违反宪法的哪一条哪一个原则 是违宪?违宪有没有时效?违宪如何处理?处理的程序如何?……另外，《宪法》规定全国 人大监督宪法的实施，但没有规定具体的机制和程序，也没有这方面的理论。过去是由 领导人布置检查任务，现在大家考虑需要设置一种固定的检查机制。有学者主张建立一 个超出人大常委会，直属全国人大的机构(我认为在我国目前很难，行不通)；有学者主 张建立完全独立的宪法委员会……比较可行的(也为大多数学者所主张)是在九个专门委 员会之外再设立一个委员会。起草《“立法法”专家建议稿》的时候，有人建议是不是 不写了，在我的坚持下还是在建议稿中写下来了(王叔文在法律委员会里也支持搞宪法 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