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研究是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一直受到海内外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尤其是近年来大陆史学界的成果与日俱增,这端赖于新史料(如徽州乡土文献)的系统整理和利用。如所周知,在明清时期,“徽之富民尽于仪、扬、苏、松、淮安、芜湖、杭、湖诸郡,以及江西之南昌,湖广之汉口,远如北京,亦复挈其家属而去”①。不过,以往对于上述各大都会中侨寓徽商的研究,除了个别城市(如扬州)已有相当详尽的研究成果外,不少城镇还是语焉不详,甚或仍属空白(如淮安)。这同样有赖于新史料的搜集和利用。笔者近年来两度前往淮安考察,搜集到一批未刊乡土文献,其中就包含了丰富的徽商史料,使我们能够比较清晰地了解淮安河下徽商的组织形态、生活方式和盛衰变迁。 一、徽商的迁徙、占籍和定居 河下位于今淮安市西北三里之遥的古运河畔,是当年大批徽州盐商聚居之地,迄今仍然保持着明清时期的小镇风韵。据清人王觐宸《淮安河下志》卷1《疆域》记载:“明初运道仍由北闸,继运道改由城西,河下遂居黄(河)、运(河)之间,沙河五坝为民、商转搬之所,而船厂抽分复萃于是,钉、铁、绳、篷,百货骈集;及草湾改道,河下无黄河工程;而明中叶司农叶公奏改开中之法,盐策富商挟资而来,家于河下,河下乃称极盛”。所谓“明中叶司农叶公奏改开中之法”,是指明代弘治年间户部尚书叶淇正式公布纳银中盐的办法——运司纳银制度,也就是召商开中引盐,纳银运司,类解户部太仓以备应用。从此以后,商人只需在运司所在的地方纳银就可中盐,因此,不但两淮赴边屯垦的商人退归南方,而且在全国最重要的西北垦区的土商也迁至西淮②。由于河下地处淮安城关厢,又为淮北盐斤必经之地,所以大批富商大贾卜居于此。 较早适居河下的徽商有黄氏,据清人黄钧宰《金壶浪墨》卷2《世德录》记载:“黄氏之先,为皖南著姓,聚族于黄山。当明中叶,分支迁苏州。再徒淮阴,累世读书,科名相望,七传而至荆玉公,为明季诸生”。从这段《世德录》中,还看不出黄氏是否为淮北盐商。当时,淮北盐运分司驻安东(今江苏涟水县),大批徽商主要集中在那里。诚如明人文震孟在《安东县创筑城垣记》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安东为河、淮入海之路,淮北锁钥,百万盐策辐辏于此”③,所谓“煎盐贵擅其利”④。其中,就有不少徽州盐商⑤。 由于明代中叶以后黄河全流夺淮入海,苏北水患日趋频仍,安东等地时常受到洪水的威胁。如淮北批验所本在安东县南六十里的支家河,“淮北诸场盐必榷于此,始贷之庐、凤、河南”,批验所旧基在淮河南岸,“当河流之冲”⑥,弘治、正德年间曾多次圯毁,后来虽移淮河北岸,但洪水的困扰仍未减轻。据乾隆《淮安府志》卷11《公署》记载,安东为“盐鹾孔道,土沃物丰,生齿蕃庶,士知学而畏法,近罹河患,丰歉不常”。在这种形势下,盐运分司改驻淮安河下,而淮北批验盐引所改驻河下大绳巷,淮北巡检也移驻乌沙河。随着鹾务机构的迁移,更多的淮北运商卜居淮安河下⑦,但因祖先产业所在,仍然占籍安东⑧。这一点很象淮南盐商多占籍仪征,而又“太半居郡城(扬州)”⑨。 与此同时,还有的徽商从扬州适居淮安河下。其中,最为著名的首推程量超一支。据《淮安河下志》卷5《第宅·程莲先生宅》记载: 吾宗自岑山渡叔信公分支,传至第九世慎吾公,是为余六世祖,由歙迁家于扬。子五人:长上慎公,次蝶庵公,次青来公,次阿平公,次莲渡公。莲渡公即余五世祖也。莲渡公诸兄皆居扬,公一支来淮为淮北商,居河下。 莲渡公叫程量越(1626-1687),字自远,是淮南盐务总商程量入的弟弟,“生子九人,俱成立,孙、曾蕃衍,旧宅渐不能容,分居各处,亦尚有一、两房仍居老宅”⑩。 除了程量越一支外,歙县程氏还有不少人迁居河下。清末时人李元庚曾指出:“程氏,徽之旺族也,也由歙迁。凡数支,名功、亘、大、仁、武、鹤是也。国初(按:指清初)时业禺策者十三家”(11),“皆极豪富”(12),当时有“诸程争以盐策富”(13)的说法。 河下徽商程氏行盐各有旗号,大多依族谱中的名号取名。据《讷庵杂著·五字店基址记》记载:“当时族人业盐居淮,有所谓公(功)字店、班字店、大字店者,皆就主人名字中略取其偏旁用之,如亘字店则用朝宣公宣字之半,吾家五字店,盖用慎吾公吾字之半也”(14)。慎吾公是程量越的父亲,所以程量越“所居之宅,曰五字店,五字乃其旗号也”(15)。此外,还有俭德店,“俭德,旗名店者”,为盐务总商程易的宅名(16)。程世桂与其兄程云松“均习禺策,分行盐务,旗名观裕”(17)。这一点也与扬州非常相似。据乾嘉时人林苏门记载:“扬州运盐之家,虽土著百年,而厮仆皆呼其旗名,曰某某店。故高门大屋,非店而亦曰店也”(18)。淮安河下地名中,有五字店巷、仁字店巷、文字店巷和亘字巷等,大多是“徽商顿盐之所,巷因此得名”(19)。 除了程氏以外,汪氏自尧仙公由徽迁淮,三世至隐园公卜居于相家湾路南(20)。所谓尧仙公是清代著名官僚汪廷珍的曾祖父,“治家勤俭,赀产遂丰”(21),成为以盐业起家的cuō醝商大户(22)。吴氏“先世分运食盐,以金家桥为马头”(23),也是河下的淮北盐商。此外,徽商曹氏在当地有相当大的势力,河下曹家山就是该家族的产业(24)。 由于徽商的鳞集骈至,至康熙年间,河下一带徽商的人数已相当之多。康熙三十年(1691年)编审,因山阳历年水患,百姓逃亡,故缺丁14913丁,缺丁银6417两。县令“以土著无丁可增,乃将淮城北寄居贸易人户及山西与徽州寄寓之人,编为附安仁一图”(25)。其中的“徽州寄寓之人”,既有占籍安东或山阳的(26),还有的则仍占籍故土徽州(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