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03)06-0037-07 1 从西方哲学发展的理论背景考察，“知识分子”乃是基于本体论实体思维方式前提下 所构建的一个神话。这一神话涉及到了知识分子的气质、特征、职责以及使命诸方面的 问题。从“知识分子”的气质来看，“知识分子”在同现实社会活动的相互关系中保持 着“清高”、“孤寂”的品性；从“知识分子”的特征来看，“知识分子”乃是“普遍 理性良知”的代言人，替天行道，体现为“独立性”；从知识分子的职责来看，“知识 分子”是“漫漫长夜的守更人”(曼海姆语)，具有同“现存”保持一段距离的“判断” 能力，承载着本质性的责任；从“知识分子”的使命来看，“知识分子”追求着“纯粹 ”的理想价值目标，有着超越性的批判任务。 “知识分子”的神话仰赖于西方哲学对哲学界定的理论框架。“长久以来，在西方， 哲学家们一直面临知识分子角色的诱惑，把自己变成权威的代表，自柏拉图以来2500年 ，不屈从于这种诱惑的人为数不多”。(注：转引李惠国主编《重写现代性》，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2001，第3页。)这表明作为“科学之科学”的哲学家本人常以“知识分 子”自居。用福柯的观点解释，知识乃是一种权力结构，而将知识与权力融为一体实现 “圆满结合”的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从外观角度看似乎是叙述“知识”， 实质上是某种“权力”的化身。“知识分子”将“知识的权力”加以转换而成为人格的 权威。对“知识分子”而言，其角色是“知识的权力”与“人格的权威”合为一体。正 如利奥塔富有见地地指出的那样，知识分子是某种普遍主体(universal subject)的人 格，“‘知识分子’更像是这样的思想家，他们把自己居于人类、人性、民族、人民、 无产阶级、创造物或其他诸如此类的地位。也就是说，他们把自己等同于被赋予普遍价 值的主体，并从这个角度分析形势，开出处方，为主体的自我实现，或至少是这种实现 过程的进展，提出建议。”(注：J-F.利奥塔：《政治著作选》，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 ，1993，第3页。) 从哲学的历史角度分析，哲学家总是在力图给“知识分子”形象不断增添神圣光环的 过程中，日益彰显出“知识分子”那种“超脱”、“高高在上”的智者地位。苏格拉底 的游说是力求在相互映衬的对话或追问中体现“知识分子”的理论洞察，柏拉图的哲学 界定是通过知识等级的分列以论证“知识分子”(哲学王)的特有使命，指认“理念”乃 是“知识分子”的旨趣所在。笛卡尔对“形而上学之树”的隐喻暗示了只有哲学家(知 识分子)的“我思”的意识具有先天的明证性与真理性。至于黑格尔对常识思维方式、 表象思维方式与哲学思维方式的理性差别也表明他对“知识分子”“崇高”地位的确证 。在他看来，只有“知识分子”这样理性的主体才能在历史的发展中直观到其内在的逻 辑。由此可见，“知识分子”的神话根植于对古典“形而上学”的崇拜，根植于对哲学 过分拔高式的赞美，根植于对人的理性的无限抬举，其实质在于对哲学家本人的神化。 恰如利奥塔本人所言，“自从柏拉图以来，科学的立法问题就一直同立法者的立法问题 密不可分。”(注：J-F.Lyotard:The Post Modern Condition;A Report of Knowledg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1988,P.8;P.9;P9.)“知识分子”作为“立法者”本身总是 通过自己给自身的立法以指证自身的权威性，达到其为科学的立法的目的。“在这种情 况下，合法化就是与科学话语打交道的‘立法者’借以权威化的过程，立法者借此成为 权威以便确立固定的条件决定一个陈述是否可以进入科学话语的行列。”(注：J-F.Lyotard:The Post Modern Condition;A Report of Knowledge,University of Minnesota,1988,P.8;P.9;P9.)“知识分子”神话的形成有着多方面的条件因素。其一 ，“知识分子”的神话角色必须具有被赋予的权威主体的存在资格，这意味着“知识分 子”具有“代言人”的性质；其二，必须有元叙事或元语言的存在，这表明存在着具有 综合性的同一特征的普遍语言；其三，必须假设知识分子的“元语言”是恒定正确的， “元叙事”的意义是不变的。一旦上述条件事过境迁，那么古典乃至现代的“知识分子”的神话就要受到致命性的颠覆，与之相应的“知识分子”的神圣性就要受到质疑。据 此，“知识分子之死”不仅是可以想象到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可以说，利奥塔的工 作就是要证明“知识分子”神话的前提似乎是不存在的。 2 在利奥塔看来，“知识分子之死”是同对知识合法性的解释取向相一致的。“知识分 子”的神话之所以破灭的原因在于，以往对知识合法性的解释已遭到后现代知识状态的 否弃。“知识分子”神话的假设前提首先表现在对知识的传统理解，这就是将知识看作 是普遍的、必然的、确定无疑的、具有重复性的特征；同时还表现在对知识合法性的理 解，这就是将知识的合法性看作是合理性，它作为一个实证的过程，可以通过重复性的 观察，得到类似于“知识分子”的这样专家的认可，达成共识而使自身具有了合法性的 根据。可看出，在“知识”与“知识分子”的相互关系中，二者是互为印证的。“知识 分子”对自身的确证是通过对“知识”的确证实现的，即“知识分子”身上的神圣光环 是以“知识”的神话为前提的。 “知识分子之死”的根源在于以往对知识合法性的论证已经过时，这是因为在不同境 遇下对知识合法性的理解有了根本的变化。“当许多社会进入我们通称的后工业时代， 许多文化进入我们所谓的后现代时，知识的地位便发生了改变。”(注：J-F.Lyotard:La Condition Post Modern,Les Editions de Minuit,1979,P.15.)在后现代的状态中 ，知识以“信息”形式出现，并且正在无止境地扩充着、膨胀着。“知识不再以知识本 身为最高目的，知识失去了它的‘传统价值’”(注：J-F.利奥塔：《后现代状况》， 湖南艺术出版社，1996，第36页。)，知识已经变成了为人随意处置的“消费对象”。 与上述历史情形相适应，“元语言”的知识已消解了，“元叙事”的知识处在深刻的危 机之中。利奥塔指出，知识地位的变化必然影响到对知识的规定，进而导致知识合法性 的危机，其结果必然危及到包括叙事知识在内的整个知识体系的合法性地位。 利奥塔指出，后现代知识状态改变了传统知识分子的形象，而后现代知识话语的异质 性使“知识分子”的功能正从普遍性转向专门性、技术性。随着普遍的知识分子的神话 赖以生存的两大基础——德国的思辨哲学与法国的启蒙主义思想在20世纪50年代后现代 社会的罹难，现代知识分子的神话也就失去了现实土壤与知识背景。“英雄圣贤、宏灾 巨难、伟大的探险、崇高的终极”这些原动力全消失了。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知识敲 响了教授时代的丧钟，因为在传递现有知识方面，一个教授与信息库系统是没有什么区 别的。面对后现代这一知识状况，利奥塔得出了不应该再有“知识分子”，“知识分子 ”已经死亡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