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诠释与修辞：一个西方诠释学争论的意义探讨

      中图分类号：B08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839(2003)02-0001-09

      一、诠释学与修辞学同出一源说

      首先回顾一下修辞学的重要性。修辞学传统，曾构成古代希腊一直到它在18世纪中断 前整个西方学术的骨干之一，地位原本和逻辑学、文法学不相上下。甚至于我们可以说 ，教育传播和学术研究的工作，没有修辞学是无法想象的。不论从书本的诠释解读或知 识的传布推广角度来看，修辞能力和理解能力皆属为所有学者必备的条件。只要我们承 认知识、思维始终是和语言活动连系在一起的，那么我们就不能轻忽修辞学也是思考进 行轨迹中的重要一环。举以历史实例来看，从希腊晚期到整个中世纪都有教育上所谓“ 三科四目”说：“三科”指教育的初阶段，正是由“文法”、“修辞”和“辩证”组成 ，分别为读书识字、语言表达和哲学推论的基本语文能力，其后才有“四目”，则是指 教育进阶的代数、几何、天文学和音乐这几门知识内容。由此可见，语文修辞自古即为 受教育而成为一个自由人必备的条件，语言可说是属于所有知识学科最为基础的层面。 (注：希腊晚期到中世纪的百科知识中一向有所谓“七艺”之说(sieben freie

      Künste/septem artes liberales)，即通过此七门功课始成为自由有教养的人。“三 科”(Trivium)是Grammatik、Rhetorik、Dialektik；四目(Quadrivium)为Arithmetik 、Geometrie、Astronomie,Musik。伽达默尔也曾特别援引此“三科”之说强调修辞的 重要，见GW2/291。[按以下伽达默尔著作一律依据Gadamer,Gesammelte Werke,10 Bde.,Tübingen:J.C.B.Mohr 1985-1994。缩写为GW册数/页数。])

      这种人文教育的理念在文艺复兴时代，当人本位逐渐取代神本价值垄断而复苏之际， 依旧广受提倡，促成许多近代以来修辞学的推广与深入研究，例如意大利的人文主义学 者们。但是等发展到17至18世纪之间，近代科学方法论迅速兴起时，愈来愈讲究的则是 合乎新兴科学标准的证明逻辑(Beweis-Logik)，修辞学就开始受到贬抑，甚至被逐出日 趋严谨的学术工作之门。科学的新楷模转变成数学和物理中的证明和推论，修辞学似乎 只有在诗学、艺术和文学评论里还保存着一席之位。尤有更甚者，自此以降，“修辞学 ”和“逻辑”竟然成为两个极端对立的概念，好象只要选择了逻辑，就应该严格排斥修 辞，而如果想要善用修辞，则必定就会减损逻辑推理的精确可靠程度。因此随着近代科 学进展和主导地位的确立，18世纪这个时期，就经常被标示为西方修辞学传统中断的发 生时间点，今日再谈则已是修辞学的重振、复兴甚至平反。

      但是，大约从20世纪的50、60年代起，当代西方哲学界与其它各学术领域间，却陆续 表达出重新讲求修辞学传统与修辞不可偏废的声音，其中若干努力，甚至于直接以在学 术领域中恢复修辞学为己任，并且随着科技知识应该与人文关怀并重的普遍觉醒，成为 相当受到肯定的新思考要求。(注：如本文要谈的哲学诠释学范围内，前后就有Martin Heidegger、Otto Pggeler、Hans-Georg Gadamer、Paul Ricoeur、Jean Grondin等 。其它文化学学者Hans Blumenberg，早期批判理论Theodor W.Adorno，杜宾根修辞学 派Walter Jens等人，比利时布鲁塞尔学派的“新修辞学”(new rhetoric)学说始创者

      Chaim Perelman及受其影响的多位法政学者，目前大力倡议“论证理论”的Robert

      Alexy、Josef Kopperschmied等，以及被笼统称作“泛修辞学”(Panrhetorismus)的许 多位解构学界和后现代学者。)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哲学诠释学 主张的诠释学与修辞学同出一源的说法，就是出于如此背景的一种论述，同时也是对前 述“逻辑或修辞?”那样几乎势不两立的相互排挤状态，提出一番诠释学新观点下的持 平修正之议。

      其实，哲学诠释学内部为修辞学活动与修辞学思维正名之举，部分已蕴藏在海德格(

      Martin Heidegger,1889-1976)早年用现象学方法研读亚里士多德时，他的讲授课程里 ，就已颇有见地的重提亚氏修辞学理论。(注：Martin Heidegger,Sophistes.

      Gesamtausgabe,Bd.19(Frankfurt am Main:Klostermann,1991)，另外全集18册1924年 也是专讲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的一册，但尚未出版。)但最具特色的完整表达，则见诸伽 达默尔诠释学对话理论的后期发展中，当他将诠释、理解、修辞、对话和辩证连贯起来 后。尤其因为他的诠释学“普遍性宣称”(Universalittsanspruch)，遭到年轻一代 意识型态批判理论学者们，如当年阿佩尔(Karl-Otto Apel,1922-)和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强烈诘难之际，更激发他一方面讲究修辞学，一方面恢复古代实践哲 学传统，继续为哲学诠释学对人类理性思维可能贡献所作的一些有力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