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839(2003)04-0058-04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现代思想，是启蒙精神的一种体现。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与 后现代主义是对立的。同时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对现代性的批判，在马克思本人的著作 中到处都能看到他对现代思想和现代制度的强烈不满。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也并非与 后现代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因此，某些西方学者便试图成为沟通马克思主义与后现 代主义的桥梁，而这种尝试最著名的代表是詹姆森(Fredric Jameson)。在这种意义上 ，詹姆森的思想位置可以说是位于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作为一名后现代主义 者，詹姆森对“基础主义”、“表象主义”和“普遍主义”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坚决消 除关于人作为主体的神话；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詹姆森努力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则 来分析当代社会，特别是试图揭示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詹姆森对中国文化思想界具有特别的影响。一方面，他作为一位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其思想在中国拥有十分合适的土壤；另一方面，由于他本人多次来 华讲学，直接面对中国学界，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其思想的传播。 一、现代与后现代 尽管“后现代主义”这个概念现在是指一种广泛流行的哲学思潮，但它实际上最初主 要应用于艺术领域。詹姆森一直从事于文艺批评，他研究的主要领域是文学、建筑和电 影等。在这种研究中，“后现代主义”是一个相对于“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而使 用的概念，就此而言，“后现代主义”的问题主要是一个美学问题。在这一点上，詹姆 森与其他关注“后现代主义”的文艺批评家没有什么不同。 不同的地方在于，詹姆森主张：“后现代主义问题……既是一个美学问题，同时又是 一个政治问题。”[1](第55页)重视政治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许多后 现代主义理论家都认为后现代主义问题实质上是政治问题，例如福柯和利奥塔就持这种 观点。但是，詹姆森所说的“政治”与福柯和利奥塔不同。福柯和利奥塔强调的东西是 “美学问题就是政治问题”，而詹姆森在“政治”中强调的则是“在所谓消费社会与资 本主义早期阶段之间存在着根本的结构性差别”。[1](第55页)也就是说，詹姆森所说 的“政治”是同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任何研究或批评都是从某种基本立场或态度出发的，这种基本立场或态度在具体的研 究过程中就成为一种方法，关于“后现代主义”也是如此。近20年来，“后现代主义” 迅速兴起并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现代——后现代”的辩论可以被看作是横贯西方文化 的一条主线。尽管每个参与这场辩论的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观点，但在詹姆森看来，人们 关于“现代——后现代”的态度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种基本立场。 第一种立场是“反现代”(antimodern)。这种立场在较早一代理论家中就表现出来了 ，如海德格尔对西方形而上学的批判。当然，更典型的例证是后结构主义对现代性的批 判。虽然这些理论都为新思想方式和新存在方式的到来而欢呼，但它们都没有把这种新 思想方式和存在方式称为“后现代的”。第二种立场是“亲后现代”(propostmodern) 。这种立场不仅批评甚至憎恨“现代”，而且主张从破坏旧的现代生活方式中已经诞生 出一种新的进步力量。持这种立场的人们把这种新生力量称为“后现代的”，并为它的 来临而大声喝彩。第三种立场被詹姆森称为“亲现代”(promodern)。它肯定“现代” ，特别是把现代主义经典作品中的道德责任感同后现代主义作品的不负责任加以对照， 来证明现代主义传统仍然是富有生命力的。第四种立场是“反后现代”( antipostmodern)。詹姆森认为这一立场的著名代表人物是哈贝马斯。哈贝马斯不仅肯 定“现代”，而且反对“后现代”。对于哈贝马斯，后现代主义的主要错误是政治上的 ，即它破坏了“现代”的启蒙理性主义和乌托邦精神。通过批判后现代主义，哈贝马斯 试图拯救现代主义的乌托邦精神和恢复启蒙的批判力量。[1](第56-58页) 詹姆森认为，以上四种立场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它们都主张在“现代”和“后现 代”之间存在着一种“决定性的断裂”(decisive break)。“断裂”这个术语显然来自 阿尔都塞，而阿尔都塞是詹姆森的思想导师之一。这样，在詹姆森看来，关于“现代— —后现代”问题，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性，即强调“现代”和“后现代”之间的连续 性。这种把“现代”和“后现代”合为一体的态度又被詹姆森分为“肯定的”和“否定 的”两种立场。“肯定的立场”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持一种“亲”的态 度，而且把“后现代主义”看作是一种“高级现代主义”。与其相反，“否定的立场” 则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持一种“反”的态度，而主张一种激进的社会变 革。[1](第59-61页) 詹姆森采取哪一种立场呢?他对上述六种立场都不赞同。关于“现代——后现代”问题 ，詹姆森坚持两个基本观点。第一，对于“现代——后现代”现象的研究，主要关心的 东西应该是一种历史的和辩证的分析，不应该提供“道德化的判断”，而对“现代”和 “后现代”的“亲”和“反”都表达了道德判断。在詹姆森看来，“后现代”是我们生 存于其中的真实处境，对它加以简单的谴责或赞美都是毫无意义的。第二，这种历史的 和辩证的分析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为出发点。如果说“后现代主义”是一 种意识形态，那么这种分析必须揭示“后现代主义”所对应的社会经济条件是什么。因 此，“对待后现代主义的正确态度既不是将其谴责为衰落的最后象征，也不是把它当做 一种新技术和技术统治论乌托邦的前兆而欢呼雀跃，而是把它置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之 文化变化的理论框架内加以分析。”[1](第62页)
